施安娜：逛超巿和上大學

「為了生日會，和一群孩子逛超市，那是難得的經驗。

「拖拖拉拉、牽手搭肩，終於到了超巿，左一句老師、右一句老師，說那個好、這個也好，竟有人叫我作媽咪了，於是大家笑作一團。

「西諺說魔鬼在細節裡，可是學習不也在細節裡，在日常生活裡嗎﹖不一定是在教室，逛超巿，也是學習。有人比在教室裡懂事了很多，不但照顧同學老師，還會照顧旁人的感受，懂得提醒同學不好阻礙其他人、不可喧鬧，懂得計算怎樣買法更便宜。

「只是說到要買甚麼好吃的，還是各說各話，都把自己的喜好，說成是最受歡迎的了，於是甲說檸檬茶是眾人的寵兒，就買檸檬茶吧；乙說豆奶是大家的最愛，買豆奶最適合；丙說維他奶最有益，對大家都好。突然有人說，為何不可以每種都要一點呢？我這個老師，乘機說了一句：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好只看自己的，也要照顧別人呀。」

這個片段，是2006年寫下的，轉眼已是八年了，那時候的小孩，而今已是成年人了。在Whatsapp收到邦的訊息，回來了，想和老師吃頓飯。每次他們回來，總是這樣，來找老師吃飯，有時我還會嘮叨幾句，出了門，要懂得互相照應呀，他們會告訴我：老師，我們長大了呀，放心。我總是老懷安慰地笑了。

這一天，除了去了大陸唸大學的，還約了在香港讀IVE的同學，一桌的大男孩，談起讀書，還告訴我，老師，很多由香港去內地的同學讀得好HEA，我們可是勤力用功的呀。阿力還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在大學做起生意來了，投了一個年宵攤位，賣香港的特色甜品，還賺了錢，講得眉飛色舞，這個可是中四時常常遲到缺席、對自己很沒信心的男孩呀。然後有人談起了某某的女朋友，在我這個老師面前，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大談起彼此的女朋友來了。

當老師的，可真有點像老媽，看著孩子長大了，那些當年一起逛超巿的孩子，轉眼已是大學生了，這樣的場合，我很快樂。

（本文曾於2014-01-2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戚本盛：資助學校教師權益底線如何失守？

香港的公營學校，大部份是資助學校，資助學校的教師多寡、薪酬、聘任及解僱，都在《資助則例》中有所訂明，以確保程序公義、公帑運用得當，簡言之，因為《資助則例》的規定，資助學校教師的權益保障，較《僱傭條例》 所規定的為佳。

舊版則例的程序公義

 《僱傭條例》訂明，若有正當理由(例如因為僱員的能力或資格)或不屬違法(例如不是解僱懷孕的僱員)，則只須按合約規定的通知期計算支付代通知金，僱主即可解僱僱員，私立學校的教師，因為不受《資助則例》保障，便只具有以上的基本權益，資助學校的教師權益，長期以來，則因《資助則例》的保障而多了較合乎程序公義的保障。

《資助則例》列明解僱教師要有合理程序，包括口頭警告、容許改善、書面警告等。舊版《資助則例》中至為重要的一點是，若學校書面警告教師，該警告須送交常秘，常秘須展開調查[註]。此項責任的重要性，在於政府作為第三者介入調查，這點可謂資助學校教師權益保障的底線。香港政府的認受性，雖然一直下滑，但相較於某些辦學團體而言，仍然較重視程序公義、較能秉公辦事，而且，有此常秘調查一著，則學校想解僱老師，也不能任意武斷。

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教協作為工會，保障資助學校教師權益的憑據，也是《資助則例》，一因以上不容任意解僱的程序，二因政府的角色和《資助則例》適用於全港資助學校，教協的權益工作，成本可以較輕，精力可較多地投放於其他事務。

權益保障被刪 教協懵然不知

問題是，未知是否安逸太久，令意志渙散，抑或是福利或政治事務過多，以致忽略本業，原來《資助則例》中保障教師權益的一項重要程序近年已被刪除了，權益底線已失守，但教協似懵然不知，竟致要屢被催促，才向教育局要求修訂，兩年下來卻仍未修正，當中多少教師受影響，實難以估計。

眾所周知，香港的資助學校全部都要成立法團校董會，2012年初我在備課時查看法團校董會版的《資助則例》，發現在紀律程序中，常秘的調查責任已被刪掉，而且校董會通知常秘的程序，也只是「應該通知」(should inform)而不是舊版的「須通知」(shall inform)。如此一來，政府的角色便大大消退，資助學校教師的權益保障，便跌至與《僱傭條例》相去不遠。

我當時還不是教協會的監事，第一時間反應是通知教協的朋友，卻石沉大海，後來公開撰文，未知與這篇文章是否有關，當時的監事會也留意到這一點，並在監事會報告中要求理事會跟進矯正，那已是2012年4月間的事。

面對監事提問 理事回答錯謬

2012年5月是我獲選後履行監事職責的第一個會議，便向理事會提出跟進這點的問題，而且還用書面記錄下來交給秘書轉達。豈料一個月後的回覆，理事會竟給出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答案，我提的是關於紀律程序的問題，他們答的竟然是學校接受投訴的問題。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被蒙在鼓裡，還是在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有沒有看過我的問題也屬疑問。我還記得，在同一次的理事會回覆我的提問中，代表理事會的張文光還指監事不要問過去的事，對此我當然加以反駁，監事提問是出於職責，決沒有不容追問過去的道理。

這次6月的會議上，我仍請理事會於下次會議作答。到了7月，理事會回覆已成立小組跟進，要求與政府對話。在後來數月的會議上，我也再問及進展，發現原來再遲至半年後，才跟負責的官員舉行會議，那時已是2013年初。當時理事會回報說，已獲負責官員首肯修正，但需要時間處理。

官員答充修正的竟非重點

我看答覆正面，更料想教協理事會沒有這個自毀長城之理，也便沒再追問，況且也有其他事項要留意。可惜的是，一直看不到法團校董會版的《資助則例》有相應修訂。到了今年備課，翻查本學年的版本，原來相關條文已在2013年4月修訂。不過，常秘須調查的一項仍然去如黃鶴，只是在第二次警告後，加進一項：該警告副本應送交常秘知悉，和/或採取必要的行動。

因為理事會沒有再就此事作交代，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以為已「成功爭取」，如果這樣，則屬大錯特錯。因為，舊版《資助則例》的是一項常秘居中調查的責任，而在新版中，則是否採取行動，對常秘而言則變成可由其決定而非責任。更重要的是，常秘即使採取行動，也只是針對第二次書面警告，而非解僱。若校方決定解僱，則常秘仍是沒有調查的法定權力的，保障資助學校教師權益的程序公義，已蕩然無存。

意志渙散 還是掉以輕心？

保障僱員權益，是工會的天職，我不理解教協理事會為甚麼會在發現問題近一年後才找教育局跟進，也不理解教育局跟進修訂根本不是最關鍵處而理事會卻沒有追問，是因為他們不明白資助學校教師的權益底線在哪裡嗎，還是掉以輕心、喪失意志，我希望他們不會因要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而犧牲了這項權益保障，更希望本文的據實分析，可以提醒理事會正視問題，加以改進，其他反彈以致抹黑，在議論公務面前，誠屬次要。

註：舊版《資助則例》是這樣寫的：

“On receipt of this letter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shall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收到這信後常任秘書長須調查該事。)當中的「信」即有關書面警告，而條文中的shall，是法律用法，即條文加之於常秘的一種責任，在這裡，即調查的責任，而履行這個責任的時間，是在收到書面警告後，(若仍無改善)和正式解僱前。

（本文曾於2014-01-2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28刊載於《主場新聞》。）

共同政綱：求變、進步、專業 不一樣的監事會

「進步教師同盟」參選教協監事會

共同政綱

2014年1月

求變、進步、專業

不一樣的監事會

一、加強會務透明，認真接受問責

我們深信，教協是屬於全部會員的，教協的存在是為了全港教育同工的。近年我們常聽到同工有意見指出，教協的會務透明度不足，很多時會員欠缺通過有效的渠道向會方表達關注，有見及此，我們組織起來，參與監事選舉，並承諾在未來兩年，先由監事會開始，加強透明度，認真面向會員，從而推動理事會改善。

我們承諾當選後，將爭取在網上公開監事會議程，並開放部份會議供會員列席及發表意見；每次會議後，在網上發表會議內容簡要；公開個別監事會議出席率；改革會議常規，在議案表決加入記名表決，並記錄在案；監事必然有權列席理事會各項會議，包括各部會議；在遇上重大的會務議題時，須充分諮詢全體會員的意見後，才作最終決定。

故此，我們透過會內的民主制度、透過參加選舉，代表全體會員，監察會務，並且由改革監事會開始，落實向全體會員問責，使教協成為表裡如一的民主團體。

二、強化教師專業，改善教育生態

回歸至今，教育改革導致亂像頻生，弊端一一湧現，十年教改，十年動盪；2012年的國民教育科爭議，教協未能發揮專業能量，也未能顯出糾正洗腦教育的決心；在爭取多年改善幼稚園教師教學條件及工作待遇上，力量薄弱；2013年在多所傳統名校轉為直資的爭議、以及在林慧思老師及其學校、學生被滋擾的事件上，反應均令人失望。至於大專方面，情況愈來愈差，學術自由備受挑戰，大學學額和大學資源仍然不足，大學同工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教協也未盡力替同工解困。

還有多年來年輕教師入職困難，入職後就業不穩定，但教協維護乏力；教師工作壓力巨大，導致輕生情況，教協維護校內領導未能悉力支援教師；《資助則例》中有關教師的紀律程序被篡改，教協也只有徒具形式的與當局談判，而未肯堅持要求重訂教師的紀律程序，監事會雖責成跟進，但成效仍欠。

特區教育千瘡百孔，教育局外行管內行及教育高官的營商心態，都是教育政策失誤連連之主因。教育當局新招層出不窮，卻沒有高瞻遠矚的計劃和足夠的監管。教協會本可以扮演撥亂反正的角色，但四十年來，很多教育劣政得以成功推行，教協會未能強硬反擊、全力推翻，於是造成亂局，禍害學子。

我們若成功當選，定必負起監察教協事工的重責，督促理事會加大力度，表裡一致地為強化教師專業和改善教育生態而努力。

三、堅守獨立自主，追求民主公義

當前香港社會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民主道路上的障礙。《基本法》承諾了的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能否落實，仍然困難重重。政府權力不是來自人民，政策往往脫離人民，施政也倍感艱難；民主認受是現代社會秩序所不能或缺的，通過認受和問責，通過獨立的司法，公義才能體現。我們認為，教協作為一個教師組織，有無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必須以捍衛民主公義為最高綱領。

教協會由專業教育人員組成，專業貴乎獨立自主，教協也必須秉持獨立自主的路線。可惜的是，過去一段時間，教協經常被詬病為民主黨的附庸，甚至服從於該黨的利益，會員間亦見爭議之聲。教協當然有需要與泛民各政黨及團體充份合作及聯盟，但重點是合作，不是收編。我們相信，泛民同路人必會尊重獨立自主的教協，只有如此，爭取民主公義的力量才會更團結、更壯大。

面對社會爭議，必須理性分析、明辨是非，才能不怯於雖錯謬但有聲勢的輿論，才能關注不同爭議，並保持敏感和清醒。我們見到，在林慧思老師及其學校被欺凌滋擾的事件中，教協立場瞹眛不清；在發展新界及重建市區，甚至在學生的公民權利被侵犯等議題，教協亦幾近消音。我們認為，如果教協能明辨是非，而不汲汲於政治計算，是可以成為社會正義的強音的。

我們承一旦當選，將會嚴加監察，務求使教協能秉持獨立專業，不受任何勢力左右，為香港的民主公義，為教育界同工發出獨立聲音。

爭權益！撐公義！不妥協！

請投「進師盟」十九人全票

周子恩：老師，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在學生面前，我總是好像很有辦法但現實是，工作期間，甚至在閑暇時候，我也經常被「無力感」攻擊──我擔心教育效果，也擔心教育意義。

教師的壓力大，連串教改是主因，但其實，工作性質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你可能會說，一個律師、一個醫生或者一個司機在工作時也同樣有壓力。對於這點，我不會反駁，但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老師，還需在自己心力交瘁時，盡量控制自己不會把個人情緒帶進校園──即使他昨晚剛和愛人分手，或著了雷曼兄弟的道兒，他仍會保持專業完成一個又一個教案，而更重要的是，他還要以正面的態度和角度處理學生各種的負面情緒和行為問題。

是的，要教一班學生拿高分，和教他們如何去當一個人，同樣不容易。從古到今，都有太多太多主觀客觀環境因素左右他們的成長。今天如是，昨天如是，未來如是。要帶領他們走出峽谷和曠野，談何容易？

眾所周知，要管理好一個課室，並不簡單，尤其是那些所謂失控課室。你可以想像上課中途，課室的垃圾箱會無故起火嗎？又或者，有一個學生突然衝出課室，不停以頭撞向貯物櫃？又或者，一個女學生，忽然掀起校裙，繼而向目瞪口呆的老師們豎起中指嗎？又或者，老師進入課室時，發覺吊扇上全是女性內衣？我的朋友、甚至學生，幾乎都聽過我說以上這些來自不同組別學校的故事。

事實上，教書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樣，從來不是容易的事，而教育工作的難度，在於大部分課室只有一位老師，但學習動機和人物性格不同的學生卻有幾十個。這就是行內所謂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四個字說出口不難，但要在目前的教學環境下做到卻是困難重重。老實說，如果現在把一個有能力管理大量員工的社會精英空降到一所第三組別學校，要他管理一個失控教室，他也可能手足無措。別忘了，當中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上兩個星期，我便曾聽過某特殊學校老師被學生弄傷，需要留醫多月的悲慘故事。

也許，未來教師的入職首要條件，是必須具有近乎宗教殉道者的犧牲精神。

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老師，請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教師好像不懂互相傾訴？首先，傳統的道德觀念總會驅使大部分選擇在黌宮工作的人時刻保持和顏悅色，而受到目前講求「衡功量值」的管治哲學所影響，學校間的競爭更有慢慢向下流動的趨勢。再加上近年才出現的合約制緊箍咒，教師的空間愈來愈少，一批同事放工後可以HAPPY HOURS的日子早已隨風而逝，連跟同事談及個人問題，逐漸變成不明文的忌諱。

當然，歸根究底，我們都知道問題其實是出於個人不同的處理手法(coping skills)，而我們身為輔導人員的，亦必須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包括保持沉默…但
其實，老師啊老師，你知不知道，你還有很多選擇？

雖然你是一位教師，但你依然可以表達憤怒、猶豫、失望、悲哀等負面情緒! 外面的朋友未必都很明白我們因工作壓力或道德枷鎖而夜夜失眠的滋味，他們更加不會明白我們經常有苦無處訴的折磨，但我必須需要提醒你，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必須走更遠的路，請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團結的意義和力量

面對早已失衡的教育生態，本來還有一個終極的加油站：我們的工會！但除了購物或醫療或保險或同類的服務外，我們最大最有力的工會，即教協，為改善我們的工作環境，做了些什麼？李蕙英老師寫的誰偷走了小學老師的午膳時間？一文引起這麼大回響，反映了怎樣的一個校園環境?

也許歷屆理事會真的曾經為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但問題是，我們的需要不止於此！如同盧日高老師寫的《風雨飄搖我只想要一把穩固的傘》，我們的要求，我們的需要其實很簡單：

我們需要更多的更到位的支持，亦需要更高瞻遠矚的領導！
當我們被朝令夕改的政策逼迫，有人會以專業的角度為我們發聲！
當我們的精力被官僚系統和長官意志蠶食，有人會組織起來，勇敢的站到前線大膽地說不，並願意保護其他在前線的師生！
我們需要更團結，而不是持續的擔心和狐疑，甚至考慮是否需要離開！

為了令我們的工會更能反映我們的心聲，為了讓理事會聽到更多來自不同領域同工的聲音，為了保存我們來自教育專業的團結力量，我們十九人決意走在一起，為同工肩負監察的使命，參選今屆監事會。

各位同工，will you take a chance on us?

（本文曾於2014-01-23刊載於《主場新聞》。）

盧日高：讓學生走激進或犬儒外的第三條路

教「今日香港」政治與社會參與時，我先讓學生認識不同市民在制度內和制度外的政治參與方式。然後讓學生閱讀一篇市民撐香港電視到政府總部集會的新聞報道，著他們分析剪報內市民的訴求和運用的參與方式，我最初以為他們只能回答「要求政府發牌予香港電視」，幸好他們都能回答「要求特首公開交代港視不獲發牌原因」。分組討論時，我定的題目是「如果你是撐港視行動召集人，你們會用甚麼方法達成上述訴求？」

他們收到題目後表現有點納悶，好像不太想到有甚麼可行方法。於是我補充一句說：「今次天馬行空！」他們立即兩眼發光，熱烈地討論。每組分別匯報時十分精彩，由最溫和的寫文章、搞facebook專頁、持續包圍政總，到「全民罷工」、「收買黑幫活捉689」、「邀請外國空軍空襲禮賓府」等等，應有盡有。笑足半堂後，我進入課堂的戲肉，就是請他們思考各種方法的「可行性」和「效果(包括正和反)」。學生們眉頭一皺，正正經經地回到現實。

經過這次課堂活動，學生大都發現越激進的行動就越難發動，而且會伴隨更大的反效果。例如「收買黑幫活捉689」，他們也承認要打贏G4有一定困難，此外從事黑幫活動是犯法行為，承擔法律後果之餘，也會遭到市民唾棄。可是制度以外的遊行示威無效，制度以內議員嘗試用特權法逼特首公開真相，又會被功能組別和建制派議員否決。「阿sir，仲有咩計呀？」

一個沒有真正民主的社會，市民無法循選舉的途徑換走他們不滿的領袖，亦無法公平地選出他們的代議士，很容易出現偏激的想法。可是衡量後，又會發現邀進之路甚難行，社會成本巨大。不滿變成憤慨，憤慨悶燒化為沉默。面對專制政府，我的學生越來越感到溫和的方法無用，要麼激進，要麼犬儒。難道這是我們樂見的下一代？

2017年，我的高中學生都已滿十八歲，可以登記做選民。我實在希望他們能夠擁有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讓他們為自己充權，讓他們成為自己社會的主人。

（本文曾於2014-01-2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