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恩：為何方言問題及普教中會觸動港人神經？

珠玉在前(見施安娜：錢要用得其所──又看普教中、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本文並不打算以教育理論進行分析，反而想從社會觀察角度分析為何方言、廣東話、語文政策 (注：應為廣州話，廣東話／粵語還包括潮汕話和客家話等)等關鍵詞會引起如斯巨大的迴響，及普教中為何會觸動港人神經。

事實上，港人撐粵語運動不是偶發的事件。早於2010年，廣東省傳出中央有一系列「推普廢粵」政策時，港人亦積極投入參與聲援。表面看來，港人當時的反應是出於義憤：眼見同操粵語的廣東人受打壓，港人自有唇亡齒寒之感，並產生同仇敵愾的心理。

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港人跟中共政權的關係依然未能完全脫離拙作《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收入《後特區啟示錄》一書)所述之「意識形態矛盾」，港人對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管治仍然充滿戒心，而此等心態可被概括成一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結構 (Dualism)，但可惜的是，兩地因文化差異產生出來的衝突不但未有因時間減少，反因港府把關不力而愈演愈烈。

梁振英政府自上台以來接連出現決策失誤及不恤民情的問題，令力挺港府「依法施政」的中央政府陷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更直接導致中港矛盾升溫。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本地的社會運動雖能累積民氣甚至偶見成效，例如國教事件，但總括而言，群眾的聲音往往不敵強大的統治機器，市民不再相信當年七一大遊行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奇蹟可以再次重演。但面對梁班子的「步步進迫」，市民明知失望也要組織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負隅頑抗，遂令社會充滿張力，而政改在即，鬱悶的香港社會更像個巨大的壓力鍋。

雙非問題、自由行政策的失序、搶奶粉搶學位的恐懼，令港人變得異常敏感。可能有人會以為這些想法並非源於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但無可否認，這些負面情緒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港府長期忽視民情，未有做好一國兩制的把關工作而導致。更甚的是，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一直錯誤地嘗試以國內的維穩經驗照搬至香港，以為利用經濟手段可以收買人心，偏偏忘記或忽視了港人一向對自家文化自視甚高的特質。試問在緣木求魚的情況下，深層次矛盾怎能消弭?

也許仍有人會認為上面所言不過是捕風捉影，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中央有意打壓或矮化香港民間社會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水貨客問題、D&G事件、港視風波，甚至低俗喜劇影評爭議，不論政治、經濟、教育，甚至娛樂，港人在「方方面面」也遭受攻擊，港人擔心來自北方的勢力總有一天會南下「消滅／和諧」我們的文化之想法又豈非必然。

而導致問題更形複雜的是，一旦「我們－他們」的對立正式成為集體意識，除非在上位者願意多花心力時間以實際行動扭轉民眾的觀感，否則他們任何言行皆會被解讀成帶有政治目的。例如今次當教育局出現自己也無法解釋的「不精準」，包括錯誤詮釋「法定語言」/「方言」及「由簡轉繁」的錯誤之時，便馬上觸犯眾怒。又例如，當坊間包括教育界已愈來愈不受重視的「普教中」政策因今次方言事件而重新成為焦點時，便引起來自社會各界的反對聲音。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隨著推普機開動和南下人口增加，香港獨有的文化和語文教育環境將成為明日黃花。

最可惜的是，涉事官員們或自以為居中調解的朋友們可能仍以為今次事件只是誤動了中港矛盾壓力下的安全氣閥而形成，並不知其實馬蜂窩已經散滿各處!!! 如果他們仍然選擇一如以往的策略希望蒙混過關，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 

後記：

不少網民在各大討論區廣傳多年前張文光前會長撰寫的文章（見連結《教協報》 張文光：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 ），並將之視作教協有關普教中之立場，但愚以為張既已轉選監事，而教育界葉建源議員本身是中文人出身，理應自有一番主張，故評論者在批評教協理事會有關普教中態度曖昧之前，宜先弄清目前教協就有關問題之立場，以保客觀公正。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主場新聞》。）

周子恩：讓教育歸教育 — 略談進步主義教育

早前接受D100林忌兄訪問時，我略略談到「進步主義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之概念。可惜一如在節目中所談，令人遺憾的是，坊間在提及「進步教師聯盟」時，甚少觸及這個重要課題。猶幸陳國權先生在主場新聞撰文談及「進步教師」四字的意涵，令我再次重燃寫作本文的意志，希望可以借此良機分析香港教育制度的核心問題：對教育理論之輕視。

對於略有涉獵西方教育理論的朋友，大概對於「進步主義教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受歐洲自然主義思潮及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影響，帕克爾（F.W. Parker, 1837-1902）和杜威（J. Dewey, 1859-1952）一改以往強調學術訓練，講求嚴格規訓的傳統教育模式，嘗試引進新教學方法，以尊重個體的個別喜好、需求、期望和經驗，重視學生學習動機為綱，希望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而當中「教育要使學校適應兒童，而不是使兒童適應學校的」的原則，更成為當時美國教育家最喜歡引用的金句。

儘管曾經盛極一時的「進步主義教育」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衰微，但無可否認，「進步主義教育」的理論及教育法對於整個教育界依然影響深遠，當中尤以向來重視知性教育和權威主義的亞太地區推行的課程改革最為人所認知。就以香港近年推行之教改為例，由包裝到具體內容，或多或少，我們也可以看到「進步主義教育」的影子，甚至「以生為本」（student-centered）、終生學習(lifelong learning)等關鍵字眼。然而，當我們仔細分析其推行的過程及成果，便會發現上述內容不啻是「掛羊頭賣狗肉」。

就以進步主義教育學者念茲在茲的課程設計為例，儘管我們在不同文件都經常看見「問題解決法」(problem-solving method)，但在教育現場的經驗看來，欠缺資源和相關訓練的教師根本無法讓學生透過反思自身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去建構一套個人化的學習進程。更令人失笑的是，即使教師每天在課室內用盡氣力鼓勵學生主動發問，但殘酷的現實卻是評估方式依舊不變──懂得問/答問題的、專題研習得高分的，並不等於有望入大學接受專上教育。

此外，從校內評估政策一拖再拖一事，亦正好反映當局在推行改革時根本欠缺周詳部署──老師耗費大量精神心血指導學生，但結果卻是勞而少功！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以全人教育概念為本的多元智能理論，本來以發掘學生不同潛能為目標卻被人濫用扭曲異化，甚至淪為害苦幼兒的冰冷評估工具，間接導致所謂起跑線問題愈來愈早出現。而最近引起滿城風雨的中文科範文爭議又是一例──到底中文科的課程是以學生的興趣為經藉以鼓勵廣泛閱讀，還是以老師提供之美文為緯務求提升整體水平？而上述提及這一切亂象，到底又是誰之過錯？

早於2009年，本人於（見不要當教育界王維基）一文中提出一個比喻：

「你試過參與賽跑嗎？在短短幾年參與過程中，我便看過舉錯旗、吹錯哨、甚至有人給起步槍打中。如果你是一分子，你看見賽會又來叫四百米召集，你會怎樣想？」

表面上，香港教改之所以失敗源於當局朝令夕改，但愚以為更深層次的矛盾卻是由於主事者並不重視教育學理論，或只懂堆砌學術理論去自圓其說，而其他持份者，包括老師及其所屬組織，亦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在問題發生前作出專業判斷和反建議。於是，上述的問題，一直在不同的層面和範疇重複發生。

當然，要解決上述問題並不容易，但愚以為，我們可以嘗試回到「進步主義教育」的老觀點尋到出路──若果我們都知道問題的源頭，並願意主動探求解決方法，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並成為我們進步的動力。以香港教育工作者長期受長官意志或政策搖擺影響為例，我們的教師工會是否可以嘗試匯聚業界精英，成立一個更具前膽性的研究團隊，甚至影子教育內閣，而不是被動地回應政府的各項不合理政策？以國民教育事件為例，如果當時教育界能夠在影子內閣呼籲下，一早提出視野更廣的公民教育作為抗衡，情況又會如何？

後記：
在加入「進步教師同盟」的初期，我也曾擔心「進步」二字會惹人誤會。後來當我整理思路過後，便明白「進步」（progressive）一詞背後其實頗能反映我一直深信之「以人為本」精神。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一個輔導人員，我更加珍視和關心的，是整個教育生態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以及老師們的身心健康，而這亦是，我參與今次選舉的最主要目的。

（本文曾於2014-01-30刊載於《主場新聞》。）

周子恩：老師，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在學生面前，我總是好像很有辦法但現實是，工作期間，甚至在閑暇時候，我也經常被「無力感」攻擊──我擔心教育效果，也擔心教育意義。

教師的壓力大，連串教改是主因，但其實，工作性質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你可能會說，一個律師、一個醫生或者一個司機在工作時也同樣有壓力。對於這點，我不會反駁，但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老師，還需在自己心力交瘁時，盡量控制自己不會把個人情緒帶進校園──即使他昨晚剛和愛人分手，或著了雷曼兄弟的道兒，他仍會保持專業完成一個又一個教案，而更重要的是，他還要以正面的態度和角度處理學生各種的負面情緒和行為問題。

是的，要教一班學生拿高分，和教他們如何去當一個人，同樣不容易。從古到今，都有太多太多主觀客觀環境因素左右他們的成長。今天如是，昨天如是，未來如是。要帶領他們走出峽谷和曠野，談何容易？

眾所周知，要管理好一個課室，並不簡單，尤其是那些所謂失控課室。你可以想像上課中途，課室的垃圾箱會無故起火嗎？又或者，有一個學生突然衝出課室，不停以頭撞向貯物櫃？又或者，一個女學生，忽然掀起校裙，繼而向目瞪口呆的老師們豎起中指嗎？又或者，老師進入課室時，發覺吊扇上全是女性內衣？我的朋友、甚至學生，幾乎都聽過我說以上這些來自不同組別學校的故事。

事實上，教書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樣，從來不是容易的事，而教育工作的難度，在於大部分課室只有一位老師，但學習動機和人物性格不同的學生卻有幾十個。這就是行內所謂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四個字說出口不難，但要在目前的教學環境下做到卻是困難重重。老實說，如果現在把一個有能力管理大量員工的社會精英空降到一所第三組別學校，要他管理一個失控教室，他也可能手足無措。別忘了，當中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上兩個星期，我便曾聽過某特殊學校老師被學生弄傷，需要留醫多月的悲慘故事。

也許，未來教師的入職首要條件，是必須具有近乎宗教殉道者的犧牲精神。

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老師，請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教師好像不懂互相傾訴？首先，傳統的道德觀念總會驅使大部分選擇在黌宮工作的人時刻保持和顏悅色，而受到目前講求「衡功量值」的管治哲學所影響，學校間的競爭更有慢慢向下流動的趨勢。再加上近年才出現的合約制緊箍咒，教師的空間愈來愈少，一批同事放工後可以HAPPY HOURS的日子早已隨風而逝，連跟同事談及個人問題，逐漸變成不明文的忌諱。

當然，歸根究底，我們都知道問題其實是出於個人不同的處理手法(coping skills)，而我們身為輔導人員的，亦必須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包括保持沉默…但
其實，老師啊老師，你知不知道，你還有很多選擇？

雖然你是一位教師，但你依然可以表達憤怒、猶豫、失望、悲哀等負面情緒! 外面的朋友未必都很明白我們因工作壓力或道德枷鎖而夜夜失眠的滋味，他們更加不會明白我們經常有苦無處訴的折磨，但我必須需要提醒你，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必須走更遠的路，請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團結的意義和力量

面對早已失衡的教育生態，本來還有一個終極的加油站：我們的工會！但除了購物或醫療或保險或同類的服務外，我們最大最有力的工會，即教協，為改善我們的工作環境，做了些什麼？李蕙英老師寫的誰偷走了小學老師的午膳時間？一文引起這麼大回響，反映了怎樣的一個校園環境?

也許歷屆理事會真的曾經為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但問題是，我們的需要不止於此！如同盧日高老師寫的《風雨飄搖我只想要一把穩固的傘》，我們的要求，我們的需要其實很簡單：

我們需要更多的更到位的支持，亦需要更高瞻遠矚的領導！
當我們被朝令夕改的政策逼迫，有人會以專業的角度為我們發聲！
當我們的精力被官僚系統和長官意志蠶食，有人會組織起來，勇敢的站到前線大膽地說不，並願意保護其他在前線的師生！
我們需要更團結，而不是持續的擔心和狐疑，甚至考慮是否需要離開！

為了令我們的工會更能反映我們的心聲，為了讓理事會聽到更多來自不同領域同工的聲音，為了保存我們來自教育專業的團結力量，我們十九人決意走在一起，為同工肩負監察的使命，參選今屆監事會。

各位同工，will you take a chance on us?

（本文曾於2014-01-23刊載於《主場新聞》。）

周子恩：我該如何存在 — 短評施政報告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元素

前言：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是否找個理由隨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我該如何存在識唱的，請跟我一起唱！！！

正文：

近日，本港歌手鄧紫棋(G.E.M.)在國內電視節目＜我是歌手＞中翻唱著名歌手汪峰的金曲＜存在＞，引起一陣熱烈討論──除了其特別的歌唱技巧帶來爭議之外，G.E.M.轉戰內地亦引起部分本地粉絲不滿。（詳見網絡大典有關鄧紫棋之相關條目）

本來上述討論，跟教育議題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有趣的是，G.E.M.的故事，正好說明梁振英怎樣從根本地誤讀青年人的需要，以致其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如何在教育政策層面扭曲「生涯規劃」概念。

尋找他鄉的年青人故事

兩個月前，我到內地訪問，認識了一位創業的年青人。他在香港完成碩士課程後，受到老師啓發，將物業加按套現，再加上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到廣西闖天下。10年後的今天，他擁有一家進口紅酒、咖啡和其他食品供應鏈企業，每年營業額超過一億元。這位年青人創業所在的廣西，涉足的行業，都不為港人熟悉。他說在歐洲洽談進口紅酒和食品到廣西時，他的香港人背景和國際視野十分有利。這位朋友的經歷告訴我們，年青人只要敢闖敢搏，用好國內外機遇，在新舊市場和新舊產業上都大有前途。 

上述一段內容，是梁振英在宣讀施政報告時引用的真實故事。本來，為了加強親和力和可信度，在講解政策理念時引述真人真事無可厚非，但只要對港情略有認識，必然知道上述例子中的年輕碩士絕非泛泛之輩──今時今日，試問香港有多少年輕人會擁有一層可供加按套現的物業？假設當中並無任何滲水成份，隨隨便便拿10年前(即沙士期間?)的奮鬥故事試圖說服今天年輕人相信「若社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何不出外闖闖?」一類便宜得叫人發笑的所謂道理，本質上就是緣木求魚。最終只能在網上掀起一片聲討暴潮(見CY講故「廣西創業」惹反感)，又豈非意料之中?

誰不知道，當社會欠缺發展機會，為了生存，我們可向外走碰碰運氣。但這些說話自一個政府首長口中說出，卻是違反了知識型社會的慣例和常理。面對全球人才流動的大趨勢，若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地方首長，必會盡力營造一個適合年輕人的學習環境，而不是鼓勵他們「離家出走」。

令人更摸不著頭腦的是，當梁振英回應毛孟靜議員的提問時，竟敢說出「有不少年青人想到內地讀書，因學費較平，故近年人數增長較快」一類違反客觀事實的大話! 眾所周知的是，香港各間大學的學位長期不足，無法容納大量合資格的考生，加上近年各大學增加非本地學生的學額，已引起公眾尤其年輕一輩的不滿，梁氏連日來有關青年政策的言論無疑是火上加油。

套用鄧紫棋的例子，如果今日香港的歌影視界回復八、九十年代的蓬勃，你猜她是否還需要以「新人」姿態到內地「挑機」？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些目光較常人遠大的年輕人會嘗試外闖增加歷練，但要類似說法具說服力，先決條件是本地環境能為年輕人提供選擇機會。我們都知道，不少菲律賓女傭也具有專上以上學歷，若非國家政經環境所限，你猜她們還會不會飄洋過海到異地幹粗活？

掛羊頭賣狗肉的生涯規劃

正如不少年輕人經常套用出現於周星馳電影的名言：「如果人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但直到目前為止，歷屆特區政府解決年輕人發展空間不足問題之方法，仍然不離兩條舊路：1. 鼓勵青年學習忍耐，發揚「獅子山下」精神；2. 鼓勵青年外闖，尋找新機遇。

於是，站在青年政策最前線的教育界，便要同時肩負分流，及協助青年尋覓出路的重任。值得關注的是，儘管教育向被目為「對人的工作」，教師的天職是「傳道授業解惑」，協助青年發展個人潛能。但觀乎目前的政策和具體實施情況，我們距離真的的「人性化」仍有很大距離，就以施政報告提出的「拓展生涯規劃」部分為例

教育局會加強升學輔導小組的人手，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由2014/15學年起，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亦會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同時，政府會推動更多工商機構和社區資源參與「商校合作計劃」。政府也會增撥資源予非政府機構與學校協作，加強對中學生籌劃未來升學與就業的輔導。

無可否認，政府願意投放資源拓展生涯規劃，對本地年輕人而言絕對是美事，但當我們嘗試仔細研究當局眼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元素」時，不難發現其實不過是傳統「職業輔導」的變奏而已。若你嘗試到教育局網站尋找生涯規劃內容時，你大概只會見到大量邀請不同業界代表主講的一系列講座及商校合作計劃而已。

除了上述增加校內資源以外，他們的所謂「生涯規劃」另一個面向就是「學徒培訓」強化版──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由職訓局負責向個別行業的學徒發放助學金或津貼或提供工作實習機會。

簡單而言，施政報告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與近年不少學者提倡，較傳統職業教育和事業輔導更「整全」的生涯規劃概念相距甚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梁湘明＜生涯規劃：跨理論假設與實施策略＞一文 ：

（生涯規劃）要釐定人生和事業目標，建立職志（或召命，即是英文的 vocation），並透過不同的人生角色（例如工作者、學生、子女）和活動（例如工作、學習、休閒），在不同的生涯場所（例如辦工室、家庭、社區）中實踐這些目標。

可惜的是，我們的在上位者從不以年輕人的立場和角度考慮問題，亦不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多反思自己的真實需要，而我們的年輕人，最終大概只能在一輪評估測試工具及一系列講座過後，一面按個人的能力、性向、特長排隊走進不同大小的工作間，一面繼續大聲地吟唱那句叫人心痛的「我該如何存在」！

文：TOMMYJONK，三師會成員。早上當教師，或老闆的馬仔；晚上老是失眠，或一睡不起，以致在工作、玩樂及閱讀時經常撐不住要打瞌睡。夢想當自由撰稿員，相信會失望告終。作者其他文章連結。

（本文曾於2014-01-18刊載於《主場新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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