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為建：色盲不是唯一被遺忘的學習障礙

有一年去投票，職員看了看我的身份証便說：「請到紫色的區域辦理核對選民身份。」

面對不同顏色的區域我呆在原地。職員見狀連忙問我是否需要幫忙嗎，我嘆一口氣問：「請問哪個區域是紫色呢？」

職員明白我的意思，報上區域的號碼我才可順利完成整個投票程序。全世界約有超過8％的男性天生有色弱或者色盲，沒有辦法治癒。日常生活對於我們來說一點難度也沒有，香蕉熟不熟問問其他人便可以，吃到不熟就當自己倒霉。最大的問題算是一些電器的開關以LED燈顯示，我根本分不出來，唯有不斷問人。

如果按比例，香港應該大約有32萬男性有色盲問題，單是在一間有1000名學生的學校，就應該有大約40人左右有色盲問題。這些學生在學習上會遇到困難嗎？他們的困難跟作為老師的我應該差不多。每次與出版商見面聽他們推銷新課本，留意內容之餘，我會留意課本內容的色彩，今時今日的課本色彩斑爛，用上不同顏色去標籤不同課題或難度，對於一般同學這些顏色是提示，不過對於色盲的人根本是混亂，就是眼花繚亂。每次教到一些拋物線，我都要先跟學生確認不同拋物線的顏色才可以討論。又譬如運用顏色粉筆，對一般學生可以起注意和提醒的作用，不過我每次都要先跟學生確定粉筆的顏色才敢用，黃、橙、綠、紅的粉筆不是人人可辨別的！

色盲是一種被人遺忘的學習障礙，不過不是唯一的。社交障礙、性格失調、對立性反抗症、品行失調、躁狂抑鬱症等等都會造成學習障礙，但這些在香港都未列為有特殊學習需要。曾經有一位學生有對立性反抗症，暴躁起來在校園狂飇亂竄、見人便駡，跑到校長面前揮拳打掉校長的眼鏡。所有老師要管理各班的學生保護他們，也要追上這位學生，最後大吵大鬧醫護人員、消防員和警察合力把同學送上救護車。校長明白學生都是小孩，又不是有意，沒有處分。

以上的種種學習障礙在香港都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援，連額外資助都沒有。面對障礙，輕則由學生自求多福解決，不如宣布所謂的融合教育只是偽善的政策，給全世界的假大空粉飾工程而已；重則可能整間學校每天都默默地承受和接納，希望有教無類，不過學校是壓力山大！

究竟現在的特殊教育政策有效嗎？或者我們應該探本求原，我們需要甚麼樣的社會？有甚麼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人頭計算用錢去資助又是否真的能夠對學校做到適切支援、對學生做到適切關顧呢？雖然香港是世界上已發展地區之一，人均收入名列前茅，但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只是口說與時並進，但實質沒心沒肺。

融合教育達致融合社會，但融合教育不單是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硬塞進一般學校，再加以金錢資助便是。融合教育所照顧的特殊學習需要，也不是定幾個分類，有政策便算。既然學生資助可以個別呈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個案是否可以不理特定分類個別呈報呢？每間學校又是否可以有固定的人力資源配套呢？

色盲其實只是一個小問題，但若果大家真的認為每個人的發展權應該公平，我們是否應該從每一個有學習障礙的人身上去思考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呢？這才是真正的融合社會。光做些門面功夫，對有學習障礙的人來説，只是歧視的另一種表現模式。

紫色？請問哪區域是紫色呢？不如加個號碼或者直接寫上「紫 Purple」吧！我便不用煩你了。

（本文曾於2014-02-0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陳為建：誰令好老師失業？

近十多年來，一所學校裡原來有很多不同聘用制的老師，除常額教師外，還有很多合約老師。一些津貼學校，即使有常額教席，也會以合約制形式來聘用老師，一來可壓低工資，二來可更靈活彈性處理教師人手。這些商業元素看似激活學校的成效，實質是扭曲了整個校園學習環境。

同工不同酬已經引起很多問題，在考績不公平的情況下，良性競爭不見，士氣低落就到處皆是。「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早年還經常鼓吹合作學習，一個合作環境比起競爭環境，更能令學生事半功倍地學習。但當老師努力營造一個安穩的合作環境給學生時，原來他們自己卻活在一個極端競爭性的環境下工作，明年會爭得合約一份嗎？這是多麼的諷刺！

父母可能希望子女能遇到一個啟蒙導師，但3年幼稚園、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可能這些好老師在孩子生命中只出現一年便不見了，甚至有些是六月考試不需太多人手，所以五月便約滿不見了。教改後教育生態變化多端，前幾年不夠通識老師叫老師轉型，如今又說通識老師「齊天大剩」！這種殘酷究竟哪裡來？是政府沒有遠見嗎？是民間監管不力嗎？

在政府學校情況會好些嗎？自1997回歸後，商界主導一切，説公務員隊列龐大，政府要瘦身，公務員數目要以十八萬五千為上限封頂，最後要求各部門推出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俗稱「肥雞餐」和「清水餐」。當時的教育署馬上推出，一批意興闌珊的好老師從此退下火線。但這一舉動令很多官校出現很多空缺，填補人手唯有聘用合約教師。

政府的合約教師比津貼學校更五花八門，有一個月合同、六個月和一年的，支薪日卻不在月底，而約在翌月七日，比津貼學校的常額教師、合約教師和官校的長俸教師足足遲一星期獲發薪酬。一般津貼學校五月便會傾續約，但官校是七月中才出長俸制教師第一份的調校通知，甚至有遲至八月才通知的例子，對官校合約教師的影響是，最快要到七月中才獲通知能否續約。

去年的好同事，今年不見了，不知找到工作沒有？為甚麼不可以跟津貼學校一樣五月出調校通知，與官校合約教師一個方便，跟外圍的教師招聘市場接軌？這些在官校任教的合約老師又有機會轉長俸制嗎？由於公務員數目有上限，而當年教育署主動提出瘦身申請，如果今天教育局要聘請長俸制教師，必須遞交十年的人力資源變化預測與公務員事務局，再由公務員事務局批額，得這批准才可以聘請。這手續程序，連寫出來都覺得繁複，重重關卡才可以辦招聘。

究竟問題出自哪裡？教育資源錯配？師生比例和班師比例出現問題？還是有些政策太僵化？一些同事，可能在七月下旬被指派執行聘請來年的合約教師的工作，但空缺卻比本年度聘用的合約教師數目少。於是，好幾位合作過數年的好同事來面試，經過重重考慮有職責在身者只能忍痛選聘其中一位。沒獲聘用的舊同事可能會反問：「為甚麼當日沒選上我？」可謂情何以堪？

教育是一個人本工程事業。在不理性地過份放大商業效益的時候，為甚麼偏偏要把一位好老師送進失業大軍去？

（本文曾於2014-01-22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22刊載於《主場新聞》。）

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

香港政府經常講的「兩文三語」實質是三種語言，起碼在口語上有大的差異。秦始皇當年統一了文字但沒有統一口語，所以漢族有不同語言。香港用的日常語言是廣州話，只懂普通話(國語)的人根本聽不明白，即使把廣州話寫下來，微搏上的普通話人都馬上說：「甚麼鳥語？看不懂。」香港人的日常用語是廣州話，社會期望廣州話以外學好英語和普通話，這就是香港所說的「兩文三語」的三語。

七零年代當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出了一系列報告書，造就了往後的教學語言政策。明確提出香港應分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英文中學全面採用英語教學，只中文相關科目例外，所有其他科目的教學語言，甚至是校園內溝通用語均為英語。不過，學好外語，方法很多，以上的沈浸方式只是其中之一，而沈浸要成功，不能只靠學校的語言環境，還得看日常生活的語境，這全都有賴師資、政府配套和家長配合。否則難以有效。

絕大部份香港人在家的母語和日常生活語言都是廣州話，只在校沈浸英語根本就如逆水行舟，非常困難。九十年代中政府推出中學教學語言分流政策，沒有額外補助英文中學，反而為安撫家長補助中文中學，一些英文中學的家長又未必在家配合提供語言環境，譬如收看英語頻道和閱讀英文刊物。結果在校外廣州話為日常生活語言，英語語境又極為有限，擔子就落在教師身上。一位今天教數學的老師，明天你要他操一口流利英語教數學和跟學生交談。即使可以，不代表沒有被人呼來喝去的感覺，教師是件工具嗎？這等同叫芭蕾舞導師明天起到游泳池教水上芭蕾，水上芭蕾還沒學成，在池底躺着的已經好幾個，包括導師。

教育政策，應該以人為本、改善弱勢社群發展權利、照顧學習差異等等的，但原來毫無人性只急功近利。最後，又一聲令下來個微調，便是不倫不類，校本變為班本！我們每天教導學生做人要有承擔，為何政府推出的教育政策可以毫無承擔？還記得曾經有掌管教育的官員冷冷地把政府的責任，強說成老師的無能：「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leave the kitchen!」芭蕾舞導師犧牲了，還要在她嘴裡塞死貓！

英語沈浸教學政策搞得不倫不類，當局最近鼓吹用普通話來教中文，同樣重蹈覆轍，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沒有汲取教訓。香港的日常生活語言是廣東話，大部份家長未能配合在家用普通話，政府沒有提供特別配套，中文老師便理所當然成為操流利普通話的工具！又將會是毫無人性而急功近利的政策。大陸人有句話：「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普通話。香港人說的普通話，更加可怕！」就連回歸時一眾官員用普通話宣誓，有人竟然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說成「香港特別神經區」。最苦還是學生，面對兩種非母語，在配套欠奉的情況下沈浸，只能自求多福。對於將來有可能出現的一批「香港特別神經區」的「新香港人」，政府今天肯承擔嗎？

（本文於2014-01-18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陳為建：與其埋怨教協淪為蛇齋餅糭的機構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中學時代經常在電視新聞聽到這個名字。當老師一直是小時候的志願，1992年大學畢業獲政府聘用為官立中學教師，在申請表上填個人資料入教協，還記得當時的興奮，好像得到甚麼專業認同。如今已經廿一個年頭，電視新聞沒有了教協，而這個名字也有點像百佳、惠康、豐澤等名字，無疑在會員福利的營運上教協愈做愈成功，不過找不到一個工會的感覺。甚至有朋友反問：「教協？不是蛇齋餅糭一份子嗎？」

近年社會對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很多不滿，就是因為選舉制度欠缺代表性。在香港，其中最具爭議之一是選舉委員會的產生辦法。選舉委員人數再多，選舉委員不是人人可以被選，又不是人人有份選，也不是被同等數目的選民選，這種選舉委員會的認受性只能上而下頒布出來，又怎會有代表性？在中國，問題更大，所謂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是為人民幣服務，沒有政黨輪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都說是政府所成就，一切問題都一定是天災或者一小撮反社會分子的所為。簡言之，老百姓還健在，都是政府賜的，所以要經常心懷感恩。難怪許多大陸人稱中國為天朝，而他們是天朝子民。

教協的問題，同出一轍。現今教協每兩年選一次理事，但一個理事內閣由39人組成。如果理事內閣有真正的輪替，有意角逐人士必須組成一個39人的候選內閣。唉！40人一班我們叫大班，一直爭取小班教學，35人都嫌多，試問眾合39人挑戰舊有理事會內閣談何容易？結果，每兩年舊有的內閣邀請兩三位新面孔進閣。這種安排下，一來沒有真正的輪替，整個理事班子即使有心，但進步步幅大極有限；二來不是人人可以進入內閣，也即是常常説的被選有門檻，而且很高。其實，這跟中央政府換屆有何分別？

作為社會一份子，你相信一個強大的政府，個個是子民，只要信和支持政府，社會便會不斷進步，還是相信政府由人民普選出來，個個都是公民，有權利和義務，積極發聲和參與呢？前者可能政府有心有力，但進步動力缺乏，時間久了就是一潭死水；後者健康輪替，社會才會以最大的步伐進步。身為老師，我們教導學生甚麼是社會公義、如何做好本份、怎樣活出有意義的生命，我們是否也要身體力行去做好自己作為教師隊列一員、工會成員之一的本份呢？我們是否有責任積極推動教協的進步，使其更有代表性更能發揮工會的責任呢？

與其埋怨教協淪為蛇齋餅糭的機構，不如反思我們付出過多少呢？爭取民主，由我做起，由身邊開始！

（本文曾於2014-01-1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原題為《民主遙遠嗎？》，並於2014-01-20刊載於《主場新聞》。）

進師盟成員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