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漢榮：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

（本文於2013-01-10刊載於《信報》，並於2013-03-01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

香港政府經常講的「兩文三語」實質是三種語言，起碼在口語上有大的差異。秦始皇當年統一了文字但沒有統一口語，所以漢族有不同語言。香港用的日常語言是廣州話，只懂普通話(國語)的人根本聽不明白，即使把廣州話寫下來，微搏上的普通話人都馬上說：「甚麼鳥語？看不懂。」香港人的日常用語是廣州話，社會期望廣州話以外學好英語和普通話，這就是香港所說的「兩文三語」的三語。

七零年代當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出了一系列報告書，造就了往後的教學語言政策。明確提出香港應分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英文中學全面採用英語教學，只中文相關科目例外，所有其他科目的教學語言，甚至是校園內溝通用語均為英語。不過，學好外語，方法很多，以上的沈浸方式只是其中之一，而沈浸要成功，不能只靠學校的語言環境，還得看日常生活的語境，這全都有賴師資、政府配套和家長配合。否則難以有效。

絕大部份香港人在家的母語和日常生活語言都是廣州話，只在校沈浸英語根本就如逆水行舟，非常困難。九十年代中政府推出中學教學語言分流政策，沒有額外補助英文中學，反而為安撫家長補助中文中學，一些英文中學的家長又未必在家配合提供語言環境，譬如收看英語頻道和閱讀英文刊物。結果在校外廣州話為日常生活語言，英語語境又極為有限，擔子就落在教師身上。一位今天教數學的老師，明天你要他操一口流利英語教數學和跟學生交談。即使可以，不代表沒有被人呼來喝去的感覺，教師是件工具嗎？這等同叫芭蕾舞導師明天起到游泳池教水上芭蕾，水上芭蕾還沒學成，在池底躺着的已經好幾個，包括導師。

教育政策，應該以人為本、改善弱勢社群發展權利、照顧學習差異等等的，但原來毫無人性只急功近利。最後，又一聲令下來個微調，便是不倫不類，校本變為班本！我們每天教導學生做人要有承擔，為何政府推出的教育政策可以毫無承擔？還記得曾經有掌管教育的官員冷冷地把政府的責任，強說成老師的無能：「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leave the kitchen!」芭蕾舞導師犧牲了，還要在她嘴裡塞死貓！

英語沈浸教學政策搞得不倫不類，當局最近鼓吹用普通話來教中文，同樣重蹈覆轍，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沒有汲取教訓。香港的日常生活語言是廣東話，大部份家長未能配合在家用普通話，政府沒有提供特別配套，中文老師便理所當然成為操流利普通話的工具！又將會是毫無人性而急功近利的政策。大陸人有句話：「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普通話。香港人說的普通話，更加可怕！」就連回歸時一眾官員用普通話宣誓，有人竟然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說成「香港特別神經區」。最苦還是學生，面對兩種非母語，在配套欠奉的情況下沈浸，只能自求多福。對於將來有可能出現的一批「香港特別神經區」的「新香港人」，政府今天肯承擔嗎？

（本文於2014-01-18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周子恩：我該如何存在 — 短評施政報告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元素

前言：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是否找個理由隨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我該如何存在識唱的，請跟我一起唱！！！

正文：

近日，本港歌手鄧紫棋(G.E.M.)在國內電視節目＜我是歌手＞中翻唱著名歌手汪峰的金曲＜存在＞，引起一陣熱烈討論──除了其特別的歌唱技巧帶來爭議之外，G.E.M.轉戰內地亦引起部分本地粉絲不滿。（詳見網絡大典有關鄧紫棋之相關條目）

本來上述討論，跟教育議題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有趣的是，G.E.M.的故事，正好說明梁振英怎樣從根本地誤讀青年人的需要，以致其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如何在教育政策層面扭曲「生涯規劃」概念。

尋找他鄉的年青人故事

兩個月前，我到內地訪問，認識了一位創業的年青人。他在香港完成碩士課程後，受到老師啓發，將物業加按套現，再加上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到廣西闖天下。10年後的今天，他擁有一家進口紅酒、咖啡和其他食品供應鏈企業，每年營業額超過一億元。這位年青人創業所在的廣西，涉足的行業，都不為港人熟悉。他說在歐洲洽談進口紅酒和食品到廣西時，他的香港人背景和國際視野十分有利。這位朋友的經歷告訴我們，年青人只要敢闖敢搏，用好國內外機遇，在新舊市場和新舊產業上都大有前途。 

上述一段內容，是梁振英在宣讀施政報告時引用的真實故事。本來，為了加強親和力和可信度，在講解政策理念時引述真人真事無可厚非，但只要對港情略有認識，必然知道上述例子中的年輕碩士絕非泛泛之輩──今時今日，試問香港有多少年輕人會擁有一層可供加按套現的物業？假設當中並無任何滲水成份，隨隨便便拿10年前(即沙士期間?)的奮鬥故事試圖說服今天年輕人相信「若社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何不出外闖闖?」一類便宜得叫人發笑的所謂道理，本質上就是緣木求魚。最終只能在網上掀起一片聲討暴潮(見CY講故「廣西創業」惹反感)，又豈非意料之中?

誰不知道，當社會欠缺發展機會，為了生存，我們可向外走碰碰運氣。但這些說話自一個政府首長口中說出，卻是違反了知識型社會的慣例和常理。面對全球人才流動的大趨勢，若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地方首長，必會盡力營造一個適合年輕人的學習環境，而不是鼓勵他們「離家出走」。

令人更摸不著頭腦的是，當梁振英回應毛孟靜議員的提問時，竟敢說出「有不少年青人想到內地讀書，因學費較平，故近年人數增長較快」一類違反客觀事實的大話! 眾所周知的是，香港各間大學的學位長期不足，無法容納大量合資格的考生，加上近年各大學增加非本地學生的學額，已引起公眾尤其年輕一輩的不滿，梁氏連日來有關青年政策的言論無疑是火上加油。

套用鄧紫棋的例子，如果今日香港的歌影視界回復八、九十年代的蓬勃，你猜她是否還需要以「新人」姿態到內地「挑機」？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些目光較常人遠大的年輕人會嘗試外闖增加歷練，但要類似說法具說服力，先決條件是本地環境能為年輕人提供選擇機會。我們都知道，不少菲律賓女傭也具有專上以上學歷，若非國家政經環境所限，你猜她們還會不會飄洋過海到異地幹粗活？

掛羊頭賣狗肉的生涯規劃

正如不少年輕人經常套用出現於周星馳電影的名言：「如果人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但直到目前為止，歷屆特區政府解決年輕人發展空間不足問題之方法，仍然不離兩條舊路：1. 鼓勵青年學習忍耐，發揚「獅子山下」精神；2. 鼓勵青年外闖，尋找新機遇。

於是，站在青年政策最前線的教育界，便要同時肩負分流，及協助青年尋覓出路的重任。值得關注的是，儘管教育向被目為「對人的工作」，教師的天職是「傳道授業解惑」，協助青年發展個人潛能。但觀乎目前的政策和具體實施情況，我們距離真的的「人性化」仍有很大距離，就以施政報告提出的「拓展生涯規劃」部分為例

教育局會加強升學輔導小組的人手，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由2014/15學年起，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亦會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同時，政府會推動更多工商機構和社區資源參與「商校合作計劃」。政府也會增撥資源予非政府機構與學校協作，加強對中學生籌劃未來升學與就業的輔導。

無可否認，政府願意投放資源拓展生涯規劃，對本地年輕人而言絕對是美事，但當我們嘗試仔細研究當局眼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元素」時，不難發現其實不過是傳統「職業輔導」的變奏而已。若你嘗試到教育局網站尋找生涯規劃內容時，你大概只會見到大量邀請不同業界代表主講的一系列講座及商校合作計劃而已。

除了上述增加校內資源以外，他們的所謂「生涯規劃」另一個面向就是「學徒培訓」強化版──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由職訓局負責向個別行業的學徒發放助學金或津貼或提供工作實習機會。

簡單而言，施政報告中的所謂「生涯規劃」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與近年不少學者提倡，較傳統職業教育和事業輔導更「整全」的生涯規劃概念相距甚遠。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梁湘明＜生涯規劃：跨理論假設與實施策略＞一文 ：

（生涯規劃）要釐定人生和事業目標，建立職志（或召命，即是英文的 vocation），並透過不同的人生角色（例如工作者、學生、子女）和活動（例如工作、學習、休閒），在不同的生涯場所（例如辦工室、家庭、社區）中實踐這些目標。

可惜的是，我們的在上位者從不以年輕人的立場和角度考慮問題，亦不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多反思自己的真實需要，而我們的年輕人，最終大概只能在一輪評估測試工具及一系列講座過後，一面按個人的能力、性向、特長排隊走進不同大小的工作間，一面繼續大聲地吟唱那句叫人心痛的「我該如何存在」！

文：TOMMYJONK，三師會成員。早上當教師，或老闆的馬仔；晚上老是失眠，或一睡不起，以致在工作、玩樂及閱讀時經常撐不住要打瞌睡。夢想當自由撰稿員，相信會失望告終。作者其他文章連結。

（本文曾於2014-01-18刊載於《主場新聞》中。）

盧日高：SEN學生真正需要的支援──增加「學習支援津貼」連小恩小惠也不是

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宣佈在2014/15學年增加「學習支援津貼」三成，看似增幅不少，但其實普通學校按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每年獲10000元或20000元的津貼是六年前定下的數字，以每年通脹5%計算，現在增加三成只不過剛好追回通脹幅度。這本來就應該做，連小恩小惠也不是，沒有必要寫在《施政報告》假扮增加支援！而且《施政報告》也沒有提及增加津貼上限，筆者擔心本來已獲得貼近上限的學校未能獲發應得的增加撥款。

目前教育局為SEN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是按學生的需要分為三層計算的，即所謂「三層支援」模式，第一層「輕微學習困難」(Tier1)的學生，不會納入計算「學習支援津貼」；若學校取錄第二層「有持續學習困難」(Tier2)的學生，教育局則按此類學生人數每名向學校發出津貼10000元；第三層「最嚴重類別」(Tier3)的學生，由老師團隊為他們訂定「個別學習計劃(IEP)」，並在學期完結後向教育局交回跟進報告，「學習支援津貼」按這類學生每名計算為20000元。

推行IEP並非易事，通常要由學校統籌SEN的老師聯同該學生的各科任教老師、教育心理學家、家長，有需要亦會邀請社工加入，一同為學生的學業、課堂行為、自理能力和社交技巧等範疇訂定長期和短期目標，再擬定學校和家中的學習計劃，一年開兩至三次會議定期檢視，平時亦經常召開臨時會議商討該學生的突發問題，一年一個IEP的學生檔案可以有幾十頁。

由此可見，照顧SEN學生是專業的團隊合作，而且工作量沉重。以目前資源，即使是照顧SEN比較成熟的學校，也只能為極少數學生訂定IEP。去年五月，教協發表意見書指學校有必要為每一位SEN學生建立IEP，卻沒有提及應予增加的全方位支援，筆者懷疑當時教協是否知道跟進一個IEP是多複雜的工作。

現時，普通學校照顧SEN學生的困難可謂全方位支援不足！首先，教育局只為教師提供融合教育短期課程，30小時課程基本上只能讓教師初步認識八種SEN類別(包括特殊學習困難、智力障礙、自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力障礙、聽力障礙和言語障礙)。但普通學校取錄的SEN學生實際上超出以上八類，筆者亦曾接觸妥瑞症、對立性違抗症、有限智能、資優等SEN學生。教育局連教師會接觸到甚麼類別的SEN學生也未講清楚，就將處理難度極高的學生送到教師手上，這樣對教師和學生都不公平！

第二，照顧SEN學生是專業工作，但教育局從來沒有協助學校建立穩定的專業團隊。由於教育局沒有在學校設立專責照顧SEN學生的統籌職位(SENCO)，因此學校負責統籌SEN的同工往往要同時應付教學、科務和行政工作，既虛耗同工的精力，又未能反映照顧SEN師資的重要性。

而且，這些津貼並非經常性的，學校只能夠以合約形式聘請教師、助理教師、小數位教師或社工照顧SEN學生。這些同工往往努力打拼，累積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但無奈地學校無法提供長約。在學校而言，這造成優秀人才容易流失；對這些年輕的專業教師和社工亦有欠公道。

第三，照顧SEN學生需要很多人同時參與，包括家長、教育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可是正當學校努力照顧學生同時，教育局其他方面的配套亦顯無力。例如前線教師懷疑學生有SEN，進行深入評估最快的方法是由家長帶學生看私家精神科醫生，診症價格高昂，並非弱勢家庭能夠負擔。而等待教育心理學家評估或到公立醫院精神科排期，輪候時間短則七個月，長則兩年！教師在未能掌握準確資料的情況下，甚難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輪留時間已經長，SEN學生如希望在公開試申請調適，考評局竟然要求學生再接受多一次評估！很多前線同工也覺得這是多此一舉，也分薄了有限的教育心理學資源。而最令前線教師洩氣的是，政府從來沒有做好教育公眾的工作。很多家長依然忌諱孩子有SEN的可能，不願意讓孩子接受評估或讓教師知道孩子的需要，致令支援延誤。

融合教育轉眼已推行十六年，但教育局政策思維仍然停留在按學生人數發放津貼給學校，全方位支援嚴重不足。基本上無法確保每位SEN學生都能夠獲得足夠照顧，亦漠視前線教師的工作量和專業團隊的工作穩定性。這份施政報告仍對學校、前線同工、SEN學生和家長有欠一個交待，這種缺失，決不是單單一個追回通脹、而無實質增長的撥款數字可以彌補的！

（本文曾於2014-01-17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22刊載於《輔仁媒體》。）

戚本盛：幼師力量須顯示 政府諾言方兌現

因為沒有全面資助而受盡市場左右的幼兒教育，是香港教育制度的一大缺失。梁振英在2012參選行政長官時，對幼兒教師許下很多動聽的承諾，但至今兩年，仍然看不到其政府有踐諾的意志。可以說，這種欺騙幾已毫不遮掩，一派「我就是食言，你能奈我何？」的態度，使人生厭。

由「推行免費幼兒教育」減退回至「參考學券制，研究不同方案」的一筆帳已夠明顯，「幼師薪酬制度」則是較少人注意的。眾所週知，一個穩健合理的薪酬制度，對留住優秀人才，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至為重要，可惜，幼兒教師一直沒有得到一個良好的薪酬制度，這其實是香港社會對幼師的一個虧欠。

2012年梁振英的競選政綱諮詢稿中，明言是「設立幼師的薪酬制度」的，事隔數月，到了正式政綱，則提出「考慮直接資助非牟利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教師薪酬」，而「建立幼師的專業發展階梯和薪酬制度」，則成為一個「教育局與幼兒教育界成立常設的諮議平台」的「首要任務」。

到了2013年的《施政報告》，也就是梁氏當上行政長官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任何關於「幼師薪酬制度」的政策，都已不翼而飛，像烏賊逃生時噴出墨汁一樣，他成立了一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作為擋箭牌，管甚麼都說要研究，當時，一些曾相信梁振英的幼教界人士，還寄望這個委員會會變身為政綱中的「諮議平台」，以建立幼師薪酬制度為首要任務。

稍為明瞭政策過程的朋友當會知道，即是那是「諮議平台」的首要任務，充其量也不過是諮議，何況，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有清楚的職權界定為「向教育局就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提出具體建議」，又怎能和一個「常設的」諮議平台混淆的。被騙的人總希望騙子其實沒欺騙過甚麼，大抵還算是一種否認現實為心理機制，但對如此赤裸裸的欺騙還有甚麼良好願望，則騙子還會放你在眼內嗎？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墨汁還有效，則2014年的《施政報告》自然不會還債，幼師薪酬制度，早已去如黃鶴。當然，這也不必驚訝，反正早因當年學券制爭議時的退讓，薪級表已被棄掉，更遑論薪酬制度。

事到如今，也不必懊悔。團結力量，顯以顏色，告訴這個騙子政府，欠情要還錢，承諾須實踐，本月19日下午三時在政府總部廣場的「幼教1.19行動」，正是這樣的一個機會，討回幼兒教師被騙去的薪酬制度。

（本文曾於2014-01-16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李蕙英：誰偷走了小學老師的午膳時間？

小學全日制實施十多年，但是，有誰知道，老師們因為看顧學生午膳，自己竟然沒有用膳時間！

許多小學的例子是，學生每天有35分鐘午膳時間，老師在那35分鐘的午膳時段內，要按學生所訂不同的餐派發飯盒，約需5-10分鐘。如果當天有生果、果汁、果凍派發，也得一併處理。

家人送飯的學生會舉手，請老師幫忙開飯壺；開始用膳後，又不時有同學舉手要去洗手間；偶爾學生會弄翻飯盒，又會弄污桌子、地面，就要請嬸嬸處理；正式用膳後不到15分鐘，學生就不斷捧著飯盒給老師檢查，問老師是否算是吃夠了，可否倒了廚餘及放下空飯盒；最後5-10分鐘，老師要勸喻學生不要浪費，要吃完，然後交回飯盒、收拾桌面。

遇上每年衛生署舉行生果月，老師就要每天檢查每個學生是否有吃生果，然後把貼紙貼在一張大海報上。

那麼，甚麼時候是老師用膳的時間呢？同樣是這35分鐘！

為甚麼老師的午膳時段竟然是這樣的？是老師工作的所謂特殊性，令他/她們自己的午膳成為可有可無、可早可遲，可快可慢？是校方沒有處理、解決這個情況的能力？是推行小學全日制時，沒有認真計算班師的比例？

不少老師因午膳時間匆匆而患上腸胃病。有些老師根本沒有吃飯，只能強忍饑餓！原因是在吃飯時一面看顧小朋友，自己就不能吃飯了！這樣，很多小學老師帶著腸胃病直到退休，在職時患上的腸胃病，成為了職業的印記。

其實小學老師午膳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例如將午膳與之前的空堂或之後的小息可以合併。有小學不用老師看顧學生吃飯，可以外出自行午膳，或者在學生午膳時間由一組老師「巡樓」，維持良好秩序，其他老師便可另行安排午膳。

（本文曾於2014-01-1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17刊載於《主場新聞》。）

盧日高：現時的教協能夠守護教師嗎？

一月一日參加了元旦大遊行，我在教協區集合，除想早點起行，也想看看現在教協的情況。當日戴上黃帽在教協旗帶領下遊行的大約有四五十名人，大部份都上了年紀，最年輕的都是中年人士。我不禁問，是否只有這麼少，甚至沒有年輕教師關心社會嗎？答案當然不是！我知道不少老中青教師也有參加遊行，只是大都沒有走到教協旗下。不知不覺間，很多同工都覺得教協不代表自己。

不能夠否認教協的福利很成功，逢周末周日超市都大排長龍，其他服務如旅遊、保險等，教協都一應俱全。可是作為一個會員達九萬人的註冊工會，面對教改以來令人疲於奔命的教育生態，相信沒有同工接受教協只做好福利工作！

其實《教協報》的報導經常切中現時的教育流弊。爭取同工同酬、反對削減不同津貼、爭取增加班師比、增設通識科常額教席、取消全港系統性評估等議題，教協理事們都有關注。可是除了發新聞稿、約見官員，再舉辦遊行喊口號後，教協還有甚麼板斧？最近一役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的問題，教師問卷調查結果清楚顯示TSA已經異化教育，唯改善建議在立法會卻遭到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否決。被外行人拖內行人後腿，已經有違教協「發揮教育界專業自主」的精神；被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功能組別否決教育界的的專業訴求，是可忍也？然而教協竟然只說繼續「要求當局認真正視」，沒有升級行動。如此軟弱無力的工會，如何代表同工爭取權益，維護教育尊嚴？更遑論爭取社會公義！

教協軟弱無力，同工們只好另覓方法。例如教師們自行成立不同學科組織，在教學專業上互相支援。校長們應對中學殺校危機則要齊集到立法會請願。反對削減通識津貼要由教師自組聯盟開記者招待會。而年輕一輩的合約教師、小數位教師、助理教師則只能自救。未來教育風波仍會不斷，2014年香港民主發展路更進入關鍵十字路口，我們能夠相信現時的教協能夠守護教師同工，推動民主發展嗎？

教協是一個工會。良好的工會應能團結會員，有力發聲，必要時發動工業行動，像傘一樣能為會員遮風擋雨。展望以後的香港實在風雨飄搖，我只希望教協是一把穩固的傘。但如果教協仍不深刻反省，積極改革，只會與有心的教師們漸行漸遠。各位仍然支持教協的朋友，共勉之。

（本文曾於2014-01-14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15刊載於《主場新聞》）

陳為建：與其埋怨教協淪為蛇齋餅糭的機構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中學時代經常在電視新聞聽到這個名字。當老師一直是小時候的志願，1992年大學畢業獲政府聘用為官立中學教師，在申請表上填個人資料入教協，還記得當時的興奮，好像得到甚麼專業認同。如今已經廿一個年頭，電視新聞沒有了教協，而這個名字也有點像百佳、惠康、豐澤等名字，無疑在會員福利的營運上教協愈做愈成功，不過找不到一個工會的感覺。甚至有朋友反問：「教協？不是蛇齋餅糭一份子嗎？」

近年社會對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很多不滿，就是因為選舉制度欠缺代表性。在香港，其中最具爭議之一是選舉委員會的產生辦法。選舉委員人數再多，選舉委員不是人人可以被選，又不是人人有份選，也不是被同等數目的選民選，這種選舉委員會的認受性只能上而下頒布出來，又怎會有代表性？在中國，問題更大，所謂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是為人民幣服務，沒有政黨輪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都說是政府所成就，一切問題都一定是天災或者一小撮反社會分子的所為。簡言之，老百姓還健在，都是政府賜的，所以要經常心懷感恩。難怪許多大陸人稱中國為天朝，而他們是天朝子民。

教協的問題，同出一轍。現今教協每兩年選一次理事，但一個理事內閣由39人組成。如果理事內閣有真正的輪替，有意角逐人士必須組成一個39人的候選內閣。唉！40人一班我們叫大班，一直爭取小班教學，35人都嫌多，試問眾合39人挑戰舊有理事會內閣談何容易？結果，每兩年舊有的內閣邀請兩三位新面孔進閣。這種安排下，一來沒有真正的輪替，整個理事班子即使有心，但進步步幅大極有限；二來不是人人可以進入內閣，也即是常常説的被選有門檻，而且很高。其實，這跟中央政府換屆有何分別？

作為社會一份子，你相信一個強大的政府，個個是子民，只要信和支持政府，社會便會不斷進步，還是相信政府由人民普選出來，個個都是公民，有權利和義務，積極發聲和參與呢？前者可能政府有心有力，但進步動力缺乏，時間久了就是一潭死水；後者健康輪替，社會才會以最大的步伐進步。身為老師，我們教導學生甚麼是社會公義、如何做好本份、怎樣活出有意義的生命，我們是否也要身體力行去做好自己作為教師隊列一員、工會成員之一的本份呢？我們是否有責任積極推動教協的進步，使其更有代表性更能發揮工會的責任呢？

與其埋怨教協淪為蛇齋餅糭的機構，不如反思我們付出過多少呢？爭取民主，由我做起，由身邊開始！

（本文曾於2014-01-1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原題為《民主遙遠嗎？》，並於2014-01-20刊載於《主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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