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日高：「一位教協會員」的建議：競選期應讓百家爭鳴

進步教師同盟宣佈參選教協監事會後，一直積極尋求面向會員的機會，多位成員在網絡媒體發表評論，確能引起網絡上一些討論氣氛。但是在學校，仍有不少教師是收到《教協報》後才獲得選舉資訊。網絡媒體近年興起，只是要取代傳統媒體，相信仍有一段時日。

《教協報》是教協向會員發放消息的重要媒介，能夠在此平台發表個人對教育議題的一些淺見，讓會員認識候選人，決定投票意向，對選舉相當重要。1月28日，筆者收到教協發出電郵，邀請就中學穩定相關的議題撰寫文章，準備刊登在《中學行動組特刊》。當晚筆者立即提交〈合約教席的由來〉一文，同時亦告知此文將刊登網絡媒體。[1]其後教協回覆文稿已獲採納，並詢問能否以真名發表，筆者當然答應。

2月15日，一位教協理事致電筆者，告知選舉期間，拙文不便以真名刊登，以免影響選舉公平。筆者可以考慮不刊登、選舉結束後用真名刊登或以化名發表。翻查選舉規則，實無此限制，而候選監事與候選理事待遇有別，著實令人疑惑。筆者就此提出疑問，該理事的解釋是今屆理事選舉沒有競爭，有別於監事選舉；而且監事在選舉期停稿，是理事會的決定，亦是慣常做法。既然是慣例，筆者遂接受安排，並提議用「一位教協會員」為名。[2]當時選舉氣氛越來越熱烈，筆者在電話中表明憂慮，如此安排或會引起誤會。結果不幸言中。

今屆監事會選舉開展以來，多位候選人先後在網絡媒體就教育政策、會務發展和民主公義發表評論，為數可觀。可惜的是，多數會員未能在他們所熟悉的平台閲讀這些文章。《教協報》是教協會員了解會務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可同時面對所有會員的渠道，在選舉期理應鼓勵候選人撰文申述己見，甚至筆鋒辯論，百花齊放，讓會員有充分的資訊下作出理性選擇。

事實上過去教協亦是如此，2012年監事選舉共有24位候選人競逐19個席位，是有競爭的選舉，而當時不論有專欄或主動投稿的候選監事，都可以用真名在《教協報》出文。[3]然而，今屆理事會卻突然改變原有做法，《教協報》不容許候選監事用真名、退回稿件、押後刊載，將候選監事的聲音「一視同仁處理」。難道這是對每位監事候選人公平？對希望獲得資訊才投票的會員公平？理事會實在有必要交待背後的理據。

有競爭才有進步，今屆限制候選監事的做法實在不宜變成常規。展望將來選舉，希望《教協報》不論候選理事或監事，稿件都來者不拒。畢竟在民主社會，百家爭鳴總比一言堂為好。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一位教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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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約教席的由來〉，《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644 。

[2] 〈合約教席的由來〉，《中學行動組特刊》，http://www.hkptu.org/18039 。

[3] 例如《教協報》601期分別刊載當時仍為候選監事施安娜(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profess_develop.htm ) 和趙志誠(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mirco.htm ) 的文章。當時教協焦點也沒有避嫌，在〈教協焦點〉點名介紹施安娜篇文(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ptu_focus.htm )。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 (二之二)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 (二之二)

文：盧日高、戚本盛

回溯歷史，香港教師曾經像外國一樣發動罷課事件。1970年，香港政府計劃調低文憑教師薪酬，造成在職和新入職的文憑教師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經過兩年多的談判不果，教師們決定1973年4月4日、4月13日和5月4日分階段發起三輪罷課，全港約有八成小學響應。由於第三輪的罷課日期剛好是小學升中試的日子，政府終於讓步，願意與教師談判，達致合理成果。那時教協正在草創階段，該次罷課事件亦確立教協作為工會的地位。

70年代的罷課經驗已隨老一輩的記憶逐漸流逝。2012年反國教運動期間，坊間有建議教師發起罷課，逼政府撤回國教課程，教協亦宣佈不排除罷課的可能性。其實知情者都清楚教協臨急之下，並不清楚如何行動，政府都知道教協嘴裡說得強硬，但根本不可能組織起罷課。幸好香港市民連續多晚包圍政總的壓力下，總算能逼使政府懸崖勒馬，撤回國民教育科。

作為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工會，教協向來極少策劃工業行動。到目前為止，連一《工業行動程序指引》也付之闕如。教協在工業行動上棄權，也就讓人懷疑，到底有多少教師懂得如何以工業行動作為手段，在危急關頭逼使政府讓步呢？香港政制改革已經到重要關頭，以目前的情況，真正的普選很大可能遙遙無期。我們除了寄望和平佔中帶來一絲希望外，實在有必要擴大社會參與空間，讓更多公民在工會的帶領下行動，凝聚力量爭取普選。教協宜及早編製一本《工業行動程序指引》(下稱《行動指引》)，公開透明地讓教育工作者以至政府及社會各界知道，教師絕對有能力發動工業行動！

本文嘗試列出各個有待思考的要點，拋磚引玉，請教高明。

一、《行動指引》的制訂和授權

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應能體現人人平等，彼此尊重。教協制訂《行動指引》的過程應鼓勵會員參與。筆者曾經參與和平佔中的商討日，與會者按問題分組討論，然後由代表匯報，集腋成裘，每位成員都得到尊重。現時著手籌備制訂《行動指引》的商討日，時間仍相當充裕。至於行動授權的方式，可以由會員簽署行動約章自發參與，也可以在發起行動前和每次行動升級前舉行會員投票，繼而號召全體會員一致行動。經工會發動的工業行動將受法例保障，工會也會扮演保護傘的角色，參與者不得受到報復，否則便會觸犯法例。這正是工業行動比個人參與更有力之處，實在是任何工會不能輕易放棄的。

二、分階段逐步升級的工業行動

教師的工業行動可以分成不同階段，按形勢需要逐步升級。例如第一階段是一系列不合作運動。第一階段以不影響學校運作為前題，例如抵制由教育局舉辦的講座和課程、拒絕出席和教育局交流的會議、不主動申請做公開試閱卷員等。第二階段是按章工作。2013年6月，英國全國校長協會和女教師工會(NASUWT)發起按章工作，並提供清晰的行動指引，例如停止所有觀課、拒交教案、拒絕超時超負荷工作、只按校曆表開會、拒絕午膳時間工作、拒絕代堂、拒絕擔任公開試監考員等，該行動指詳細寫出各項理據，值得我們參考。第三階段是罷課。按情況實行半日罷課、分階段全日罷課和全面罷課。當然亦要列明決定參與罷課的教師應該做甚麼，不參與罷工的教師又如何避免超負荷工作等。

三、公開和透明的行動時間表

教師發動工業行動的目的不是製造社會混亂，而是在爭取民主和社會公義的路上向政府施壓。嚴格來說，仍然在法律體制之內，有別為了呼喚公眾關懷以身試法的公民抗命。如果政府是願意協商和談判，互相尊重，最終達致真普選，則教師沒有必要發動工業行動。工業行動是逼不得已之舉，因此行動的時間表亦應該公開透明，讓公眾清楚知道教師是和平理性地施壓，升級有序。例如當政府拋出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時，教師開始不合作運動，並逐步升級至按章工作，並預告罷課的可能性，若然政府仍然不願意撤回方案，硬推到立法會表決，教協只好啟動罷課作最後手段。

四、各種法律和專業操守問題

工業行動必定令當權者付出代價，當權者必會開動宣傳機器，抹黑和質疑教師的行動，因此預先編訂FAQ有助每位參與的教師回應各界的質詢。而《行動指引》亦宜包括法律及專業操守指引，幫助教師明瞭如何在工業行動期間維持專業操守，保障學生安全和利益。

五：不同會員各司其職

高教界、中學界、小學界、幼教界、特殊教育界的教師都面對不同處境。例如幼教界較難實施罷課，但當中亦有不少教師希望出一分力。因此，教育工作者制訂的《行動指引》最好有適用於不同情境的版本，盡可能讓不同的教師都有機會參與，壯大聲勢。此外，教協有不少退休教師會員，亦應組織他們成為龐大後援力量，隨時支援前線教師。

我們相信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工會的角色和力量相當重要。教協作為會員數目最多的工會，更應帶頭制訂《行動指引》，一則讓工會成員知道他們參與的方法，二則讓其他工會參考，一同壯大爭取真普選的力量和聲勢。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戚本盛，教師專業發展人員，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二之一)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二之一)

文：盧日高、戚本盛

2012年開始，英國教育界風起雲湧。事緣當地教育局決意改變教師工作待遇，當中最具爭議的是廢除教師法定薪點制度，改為由學校管理層根據學校自訂績效指標(例如參與課外活動時數、上課時數、課堂觀察、學生成績、家長意見等) 決定教師能否獲得加薪。新的薪酬制度亦廢除教師轉校服務時薪級自動轉移的規定，意味教師轉校可能被迫減薪。

英國教育局的說法是，新制度下好教師能獲較高的工資。但校長們憂慮由學校自訂績效指標，會分化管理層和教師之間的關係。另外有不少教師認為，這只是因為教育經費緊張而向教師開刀，並非真正為教育設想。加上不滿新的退休金計劃和一向的長工時問題，當地兩大教師工會--全國教師工會(NUT)和全國校長協會和女教師工會(NASUWT) 遂決意抗衡政府。在英國各地區分別進行罷課後，兩個工會在2013年10月發動全國大罷課，導致接近3500所學校全面或局部關閉。至今這次教育爭議尚未完結，2014年初NASUWT調查顯示，有八成工會成員支持以罷課手段討價還價，最新消息是NUT宣佈3月26日再度發動全國大罷課，迫政府與工會談判。

在外國，工業行動是工會展示力量和有效爭取權益的手段，教師按章工作和罷課屢見不鮮。反觀香港，教師表達訴求和爭取權益的手段則溫和得多。雖然教育改革導致教師工作量大增，工時普遍過長，還要面對學位教師和文憑教師同工不同酬、合約教師沒有穩定職位、縮班殺校等問題，但絕大多數教師都未曾想過用工業行動增加談判條件，以保障自身權益。近年香港教師最「激進」的行動，只不過是工餘時間上街遊行而已，這也難怪政府可以有恃無恐地漠視教師的訴求。

回首今時今日的香港政治困局，香港人普遍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正將社會推向犬儒或激進兩極。撫心自問，身為教育工作者，到底我們希望留給下一代的是一個公義、平等、民主的社會？還是一個不義、特權、專制的社會？外國教師為爭取自身權益而發動罷課是平常事，難道香港教師們爭取民主公義還要忌諱工業行動的方式？如果香港政府最終拋出的2017年特首選舉辨法是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香港人或許被逼走上佔領中環一途。現時社會上不少有心人均以個人名義報名參與和聲援佔中，並有坐牢的心理準備。難道教師就甘願到最後關頭袖手旁觀，眼白白看著佔中人土自我犧牲？

教協是真普選聯盟成員，亦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員。爭取普選之路上，實在應該想辦法發揮團結工會的力量。著手思考和籌備不同階段的工業行動，有理有節爭取真普選，是合情合理之舉。為免在關鍵時刻才臨忙籌備，倒不如現在著手編製一本《工業行動程序指引》，讓教育工作者認識如何分階段、按形勢執行工業行動，清楚地令社會各界以及政府知道，教師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不會缺席！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戚本盛，教師專業發展人員，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盧日高：合約教席的由來

現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而他自我介紹時往往說自己是人力資源管理出身，大概八十年代開始的工作經驗形成他清晰的自我定位。人力資源管理目的是有效地發揮員工最大生產力，最老套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人均工作量、維持員工勉強接受的工資、延長工時，將員工的精力壓榨殆盡，若然員工捱不住就另請一個願意賣命的。以上方法當然早已過時，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對於講求專業和創造力的工作崗位，增加員工對工作的歸屬感、提升士氣、減低對工作的不滿和尊重員工意見，發揮的生產力往往比苛刻和節儉更高。希望吳克儉局長八十年代任職人力資源至今，時刻與時並進，理解一下過時的班師比以及泛濫的合約制對教師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

在過去的大學預科制度裡，《資助則例》訂明中六和中七級的班師比是1:2.3，四班預科班可獲超過九位教師照顧，學校有較足夠的人手應付公開試的教學工作、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所謂「生涯規劃」)。2009年開始推行新高中課程後，教師應付公開試教學面對更大的學習差異，升學及就業輔導配合不同程度的學生而變得更多元化，還要兼顧校本評核、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報價招標、自評、外評、帶遊學團等工作等。可是《資助則例》的班師比卻不是1：2.3，而是1：2。工作量在增加，而人手卻沒有相應增加，不知這是否當今還應採用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學校開設合約職位的「財技」]

教師編制人手先天不足，工作量接近爆煲。教育局不全盤檢討教師編制，反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不同時期發放一筆過撥款和恆常津貼給學校，由學校自行決定使用方法。雖說是恆常津貼，但金額可能有變動，學校不能視之等同編制人手，以長約聘請教師。而學校運用撥款最通常的方法，就是聘請合約教師舒緩人手不足。合約文憑教師(CM) 、學位教師(GM)、助理教師(AT) 及教學助理(TA) 等短期職位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以下，筆者將簡介典型公營中學(官立、津貼、資助)幾種合約教席的由來。

一、學校發展津貼(CEG)
由2000/01年度開始，配合教育改革的推行，學校可按班數恆常獲發「學校發展津貼」以減輕教師工作量。2013/14年度，一所24班的中學可獲發約五十三萬的現金津貼[註一]， 約等於1.1名學位教師(GM)中點薪金(第26點) 。[註二] 有些學校會用這筆撥款聘請兩名新入職的文憑教師(CM) ，[註三] 筆者在網上搜尋得一所官立中學的例子，該學校用這筆津貼開設三名教學助理(TA) 職位。

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SSCSG)
2009/10年開始，教育局為每所中學恆常發放「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金額相等於每新高中班0.1名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這筆津貼原意是讓學校聘請通識科教師，但由於教育局不願意限制學校運用這筆撥款的方法，所以現時多數學校按校情需要請不同學科的教師。一所高中每級五班的中學可以獲發1.5名GM中點薪金的津貼。以下從網上搜尋得一所中學例子，這間中學將1.5個GM位分拆成3個全職職位。

三、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這項津貼原意是學校有教師請少於30日病假，不用額外行政程序便有現金聘請代課教師，實際金額不大。但這項津貼另外容許學校凍結10%職位，申領現金津貼靈活運用。一所中學凍結兩個編制內的高級學位教師(SGM)職位，金額足以聘請五名新入職CM，換言之編制以外創造了三個合約教席，背後代價是兩名GM無機會升職。

四、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FPCG)
現時小學和初中的班師比不是整數。例如初中的班師比為1:1.7，如果計算教師人手出現小數位，學校不能當整數計算請教師。教育局會以GM中位薪金發放現金津貼。以下是網上搜尋得一所津貼中學將0.5GM的金額變成一個CM職位的例子。由於出現赤字，學校需要從其他撥款補貼。

五、學習支援津貼(LSGSS)
學校取錄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生每年可獲發10000元津貼，[註四] 由學校決定購買外間服務或聘請人手。假如一間中學的SEN學生不多，津貼額未必足夠開設教席。但當學校的SEN學生甚多，學校人手嚴重應付不足的情況下，有學校情願將足夠開設兩個CM職位的津貼，變成開設四個月薪大約一萬三千元的助理教師，以舒緩工作量。

[問題成因就是班師比不足]

以上五項津貼都是教育局的恆常津貼，我們看見學校如何運用不同的「財技」創造合約教學職位。筆者曾聽聞有學校憑以上津貼開設七個CM、四個AT和三個TA合約職位，任職的都是有為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志投身教育工作，但沒有常額教師離職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每年續約。這種年輕教師拼命工作卻無法獲得穩定職位的問題，歸根究底，就是教育局多年來漠視學校編制人手不足的情況，只以津貼形式「止咳」，一則未能解決前線教師工作量大的問題，二則製造大量工作不穩定的合約教師，導致現時教師工時長、士氣低落。敢問吳克儉局長，這到底是哪門子的人力資源管理哲學？

2014年1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林大輝和葉建源議員安排前線中學教師與吳局長會面，會上有教師要求局長籍中學縮班危機檢討班師比例，長遠改善教育生態，成就優質教育。局長拒絕正面回應，但透露教育統籌會將在二月會議討論有關問題。不論吳局長是否又在耍太極，起碼我們知道下一步行動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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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學校發展津貼」計算方法。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capacity-enhancement-grant/calculation%20of%20ceg_c.pdf
註二：學位教師中點薪金是第26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三：新入職文憑教師薪級是第14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四：詳見筆者另文。http://www.inmediahk.net/sen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盧日高：讓學生走激進或犬儒外的第三條路

教「今日香港」政治與社會參與時，我先讓學生認識不同市民在制度內和制度外的政治參與方式。然後讓學生閱讀一篇市民撐香港電視到政府總部集會的新聞報道，著他們分析剪報內市民的訴求和運用的參與方式，我最初以為他們只能回答「要求政府發牌予香港電視」，幸好他們都能回答「要求特首公開交代港視不獲發牌原因」。分組討論時，我定的題目是「如果你是撐港視行動召集人，你們會用甚麼方法達成上述訴求？」

他們收到題目後表現有點納悶，好像不太想到有甚麼可行方法。於是我補充一句說：「今次天馬行空！」他們立即兩眼發光，熱烈地討論。每組分別匯報時十分精彩，由最溫和的寫文章、搞facebook專頁、持續包圍政總，到「全民罷工」、「收買黑幫活捉689」、「邀請外國空軍空襲禮賓府」等等，應有盡有。笑足半堂後，我進入課堂的戲肉，就是請他們思考各種方法的「可行性」和「效果(包括正和反)」。學生們眉頭一皺，正正經經地回到現實。

經過這次課堂活動，學生大都發現越激進的行動就越難發動，而且會伴隨更大的反效果。例如「收買黑幫活捉689」，他們也承認要打贏G4有一定困難，此外從事黑幫活動是犯法行為，承擔法律後果之餘，也會遭到市民唾棄。可是制度以外的遊行示威無效，制度以內議員嘗試用特權法逼特首公開真相，又會被功能組別和建制派議員否決。「阿sir，仲有咩計呀？」

一個沒有真正民主的社會，市民無法循選舉的途徑換走他們不滿的領袖，亦無法公平地選出他們的代議士，很容易出現偏激的想法。可是衡量後，又會發現邀進之路甚難行，社會成本巨大。不滿變成憤慨，憤慨悶燒化為沉默。面對專制政府，我的學生越來越感到溫和的方法無用，要麼激進，要麼犬儒。難道這是我們樂見的下一代？

2017年，我的高中學生都已滿十八歲，可以登記做選民。我實在希望他們能夠擁有一場真正的民主選舉，讓他們為自己充權，讓他們成為自己社會的主人。

（本文曾於2014-01-2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盧日高：SEN學生真正需要的支援──增加「學習支援津貼」連小恩小惠也不是

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宣佈在2014/15學年增加「學習支援津貼」三成，看似增幅不少，但其實普通學校按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每年獲10000元或20000元的津貼是六年前定下的數字，以每年通脹5%計算，現在增加三成只不過剛好追回通脹幅度。這本來就應該做，連小恩小惠也不是，沒有必要寫在《施政報告》假扮增加支援！而且《施政報告》也沒有提及增加津貼上限，筆者擔心本來已獲得貼近上限的學校未能獲發應得的增加撥款。

目前教育局為SEN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是按學生的需要分為三層計算的，即所謂「三層支援」模式，第一層「輕微學習困難」(Tier1)的學生，不會納入計算「學習支援津貼」；若學校取錄第二層「有持續學習困難」(Tier2)的學生，教育局則按此類學生人數每名向學校發出津貼10000元；第三層「最嚴重類別」(Tier3)的學生，由老師團隊為他們訂定「個別學習計劃(IEP)」，並在學期完結後向教育局交回跟進報告，「學習支援津貼」按這類學生每名計算為20000元。

推行IEP並非易事，通常要由學校統籌SEN的老師聯同該學生的各科任教老師、教育心理學家、家長，有需要亦會邀請社工加入，一同為學生的學業、課堂行為、自理能力和社交技巧等範疇訂定長期和短期目標，再擬定學校和家中的學習計劃，一年開兩至三次會議定期檢視，平時亦經常召開臨時會議商討該學生的突發問題，一年一個IEP的學生檔案可以有幾十頁。

由此可見，照顧SEN學生是專業的團隊合作，而且工作量沉重。以目前資源，即使是照顧SEN比較成熟的學校，也只能為極少數學生訂定IEP。去年五月，教協發表意見書指學校有必要為每一位SEN學生建立IEP，卻沒有提及應予增加的全方位支援，筆者懷疑當時教協是否知道跟進一個IEP是多複雜的工作。

現時，普通學校照顧SEN學生的困難可謂全方位支援不足！首先，教育局只為教師提供融合教育短期課程，30小時課程基本上只能讓教師初步認識八種SEN類別(包括特殊學習困難、智力障礙、自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力障礙、聽力障礙和言語障礙)。但普通學校取錄的SEN學生實際上超出以上八類，筆者亦曾接觸妥瑞症、對立性違抗症、有限智能、資優等SEN學生。教育局連教師會接觸到甚麼類別的SEN學生也未講清楚，就將處理難度極高的學生送到教師手上，這樣對教師和學生都不公平！

第二，照顧SEN學生是專業工作，但教育局從來沒有協助學校建立穩定的專業團隊。由於教育局沒有在學校設立專責照顧SEN學生的統籌職位(SENCO)，因此學校負責統籌SEN的同工往往要同時應付教學、科務和行政工作，既虛耗同工的精力，又未能反映照顧SEN師資的重要性。

而且，這些津貼並非經常性的，學校只能夠以合約形式聘請教師、助理教師、小數位教師或社工照顧SEN學生。這些同工往往努力打拼，累積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但無奈地學校無法提供長約。在學校而言，這造成優秀人才容易流失；對這些年輕的專業教師和社工亦有欠公道。

第三，照顧SEN學生需要很多人同時參與，包括家長、教育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可是正當學校努力照顧學生同時，教育局其他方面的配套亦顯無力。例如前線教師懷疑學生有SEN，進行深入評估最快的方法是由家長帶學生看私家精神科醫生，診症價格高昂，並非弱勢家庭能夠負擔。而等待教育心理學家評估或到公立醫院精神科排期，輪候時間短則七個月，長則兩年！教師在未能掌握準確資料的情況下，甚難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輪留時間已經長，SEN學生如希望在公開試申請調適，考評局竟然要求學生再接受多一次評估！很多前線同工也覺得這是多此一舉，也分薄了有限的教育心理學資源。而最令前線教師洩氣的是，政府從來沒有做好教育公眾的工作。很多家長依然忌諱孩子有SEN的可能，不願意讓孩子接受評估或讓教師知道孩子的需要，致令支援延誤。

融合教育轉眼已推行十六年，但教育局政策思維仍然停留在按學生人數發放津貼給學校，全方位支援嚴重不足。基本上無法確保每位SEN學生都能夠獲得足夠照顧，亦漠視前線教師的工作量和專業團隊的工作穩定性。這份施政報告仍對學校、前線同工、SEN學生和家長有欠一個交待，這種缺失，決不是單單一個追回通脹、而無實質增長的撥款數字可以彌補的！

（本文曾於2014-01-17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22刊載於《輔仁媒體》。）

盧日高：現時的教協能夠守護教師嗎？

一月一日參加了元旦大遊行，我在教協區集合，除想早點起行，也想看看現在教協的情況。當日戴上黃帽在教協旗帶領下遊行的大約有四五十名人，大部份都上了年紀，最年輕的都是中年人士。我不禁問，是否只有這麼少，甚至沒有年輕教師關心社會嗎？答案當然不是！我知道不少老中青教師也有參加遊行，只是大都沒有走到教協旗下。不知不覺間，很多同工都覺得教協不代表自己。

不能夠否認教協的福利很成功，逢周末周日超市都大排長龍，其他服務如旅遊、保險等，教協都一應俱全。可是作為一個會員達九萬人的註冊工會，面對教改以來令人疲於奔命的教育生態，相信沒有同工接受教協只做好福利工作！

其實《教協報》的報導經常切中現時的教育流弊。爭取同工同酬、反對削減不同津貼、爭取增加班師比、增設通識科常額教席、取消全港系統性評估等議題，教協理事們都有關注。可是除了發新聞稿、約見官員，再舉辦遊行喊口號後，教協還有甚麼板斧？最近一役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的問題，教師問卷調查結果清楚顯示TSA已經異化教育，唯改善建議在立法會卻遭到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否決。被外行人拖內行人後腿，已經有違教協「發揮教育界專業自主」的精神；被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功能組別否決教育界的的專業訴求，是可忍也？然而教協竟然只說繼續「要求當局認真正視」，沒有升級行動。如此軟弱無力的工會，如何代表同工爭取權益，維護教育尊嚴？更遑論爭取社會公義！

教協軟弱無力，同工們只好另覓方法。例如教師們自行成立不同學科組織，在教學專業上互相支援。校長們應對中學殺校危機則要齊集到立法會請願。反對削減通識津貼要由教師自組聯盟開記者招待會。而年輕一輩的合約教師、小數位教師、助理教師則只能自救。未來教育風波仍會不斷，2014年香港民主發展路更進入關鍵十字路口，我們能夠相信現時的教協能夠守護教師同工，推動民主發展嗎？

教協是一個工會。良好的工會應能團結會員，有力發聲，必要時發動工業行動，像傘一樣能為會員遮風擋雨。展望以後的香港實在風雨飄搖，我只希望教協是一把穩固的傘。但如果教協仍不深刻反省，積極改革，只會與有心的教師們漸行漸遠。各位仍然支持教協的朋友，共勉之。

（本文曾於2014-01-14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並於2014-01-15刊載於《主場新聞》）

進師盟成員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