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日高：「一位教協會員」的建議：競選期應讓百家爭鳴

進步教師同盟宣佈參選教協監事會後，一直積極尋求面向會員的機會，多位成員在網絡媒體發表評論，確能引起網絡上一些討論氣氛。但是在學校，仍有不少教師是收到《教協報》後才獲得選舉資訊。網絡媒體近年興起，只是要取代傳統媒體，相信仍有一段時日。

《教協報》是教協向會員發放消息的重要媒介，能夠在此平台發表個人對教育議題的一些淺見，讓會員認識候選人，決定投票意向，對選舉相當重要。1月28日，筆者收到教協發出電郵，邀請就中學穩定相關的議題撰寫文章，準備刊登在《中學行動組特刊》。當晚筆者立即提交〈合約教席的由來〉一文，同時亦告知此文將刊登網絡媒體。[1]其後教協回覆文稿已獲採納，並詢問能否以真名發表，筆者當然答應。

2月15日，一位教協理事致電筆者，告知選舉期間，拙文不便以真名刊登，以免影響選舉公平。筆者可以考慮不刊登、選舉結束後用真名刊登或以化名發表。翻查選舉規則，實無此限制，而候選監事與候選理事待遇有別，著實令人疑惑。筆者就此提出疑問，該理事的解釋是今屆理事選舉沒有競爭，有別於監事選舉；而且監事在選舉期停稿，是理事會的決定，亦是慣常做法。既然是慣例，筆者遂接受安排，並提議用「一位教協會員」為名。[2]當時選舉氣氛越來越熱烈，筆者在電話中表明憂慮，如此安排或會引起誤會。結果不幸言中。

今屆監事會選舉開展以來，多位候選人先後在網絡媒體就教育政策、會務發展和民主公義發表評論，為數可觀。可惜的是，多數會員未能在他們所熟悉的平台閲讀這些文章。《教協報》是教協會員了解會務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可同時面對所有會員的渠道，在選舉期理應鼓勵候選人撰文申述己見，甚至筆鋒辯論，百花齊放，讓會員有充分的資訊下作出理性選擇。

事實上過去教協亦是如此，2012年監事選舉共有24位候選人競逐19個席位，是有競爭的選舉，而當時不論有專欄或主動投稿的候選監事，都可以用真名在《教協報》出文。[3]然而，今屆理事會卻突然改變原有做法，《教協報》不容許候選監事用真名、退回稿件、押後刊載，將候選監事的聲音「一視同仁處理」。難道這是對每位監事候選人公平？對希望獲得資訊才投票的會員公平？理事會實在有必要交待背後的理據。

有競爭才有進步，今屆限制候選監事的做法實在不宜變成常規。展望將來選舉，希望《教協報》不論候選理事或監事，稿件都來者不拒。畢竟在民主社會，百家爭鳴總比一言堂為好。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一位教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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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約教席的由來〉，《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644 。

[2] 〈合約教席的由來〉，《中學行動組特刊》，http://www.hkptu.org/18039 。

[3] 例如《教協報》601期分別刊載當時仍為候選監事施安娜(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profess_develop.htm ) 和趙志誠(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mirco.htm ) 的文章。當時教協焦點也沒有避嫌，在〈教協焦點〉點名介紹施安娜篇文(見http://www.hkptu.org/ptunews/601/ptu_focus.htm )。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 (二之二)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 (二之二)

文：盧日高、戚本盛

回溯歷史，香港教師曾經像外國一樣發動罷課事件。1970年，香港政府計劃調低文憑教師薪酬，造成在職和新入職的文憑教師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經過兩年多的談判不果，教師們決定1973年4月4日、4月13日和5月4日分階段發起三輪罷課，全港約有八成小學響應。由於第三輪的罷課日期剛好是小學升中試的日子，政府終於讓步，願意與教師談判，達致合理成果。那時教協正在草創階段，該次罷課事件亦確立教協作為工會的地位。

70年代的罷課經驗已隨老一輩的記憶逐漸流逝。2012年反國教運動期間，坊間有建議教師發起罷課，逼政府撤回國教課程，教協亦宣佈不排除罷課的可能性。其實知情者都清楚教協臨急之下，並不清楚如何行動，政府都知道教協嘴裡說得強硬，但根本不可能組織起罷課。幸好香港市民連續多晚包圍政總的壓力下，總算能逼使政府懸崖勒馬，撤回國民教育科。

作為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工會，教協向來極少策劃工業行動。到目前為止，連一《工業行動程序指引》也付之闕如。教協在工業行動上棄權，也就讓人懷疑，到底有多少教師懂得如何以工業行動作為手段，在危急關頭逼使政府讓步呢？香港政制改革已經到重要關頭，以目前的情況，真正的普選很大可能遙遙無期。我們除了寄望和平佔中帶來一絲希望外，實在有必要擴大社會參與空間，讓更多公民在工會的帶領下行動，凝聚力量爭取普選。教協宜及早編製一本《工業行動程序指引》(下稱《行動指引》)，公開透明地讓教育工作者以至政府及社會各界知道，教師絕對有能力發動工業行動！

本文嘗試列出各個有待思考的要點，拋磚引玉，請教高明。

一、《行動指引》的制訂和授權

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應能體現人人平等，彼此尊重。教協制訂《行動指引》的過程應鼓勵會員參與。筆者曾經參與和平佔中的商討日，與會者按問題分組討論，然後由代表匯報，集腋成裘，每位成員都得到尊重。現時著手籌備制訂《行動指引》的商討日，時間仍相當充裕。至於行動授權的方式，可以由會員簽署行動約章自發參與，也可以在發起行動前和每次行動升級前舉行會員投票，繼而號召全體會員一致行動。經工會發動的工業行動將受法例保障，工會也會扮演保護傘的角色，參與者不得受到報復，否則便會觸犯法例。這正是工業行動比個人參與更有力之處，實在是任何工會不能輕易放棄的。

二、分階段逐步升級的工業行動

教師的工業行動可以分成不同階段，按形勢需要逐步升級。例如第一階段是一系列不合作運動。第一階段以不影響學校運作為前題，例如抵制由教育局舉辦的講座和課程、拒絕出席和教育局交流的會議、不主動申請做公開試閱卷員等。第二階段是按章工作。2013年6月，英國全國校長協會和女教師工會(NASUWT)發起按章工作，並提供清晰的行動指引，例如停止所有觀課、拒交教案、拒絕超時超負荷工作、只按校曆表開會、拒絕午膳時間工作、拒絕代堂、拒絕擔任公開試監考員等，該行動指詳細寫出各項理據，值得我們參考。第三階段是罷課。按情況實行半日罷課、分階段全日罷課和全面罷課。當然亦要列明決定參與罷課的教師應該做甚麼，不參與罷工的教師又如何避免超負荷工作等。

三、公開和透明的行動時間表

教師發動工業行動的目的不是製造社會混亂，而是在爭取民主和社會公義的路上向政府施壓。嚴格來說，仍然在法律體制之內，有別為了呼喚公眾關懷以身試法的公民抗命。如果政府是願意協商和談判，互相尊重，最終達致真普選，則教師沒有必要發動工業行動。工業行動是逼不得已之舉，因此行動的時間表亦應該公開透明，讓公眾清楚知道教師是和平理性地施壓，升級有序。例如當政府拋出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時，教師開始不合作運動，並逐步升級至按章工作，並預告罷課的可能性，若然政府仍然不願意撤回方案，硬推到立法會表決，教協只好啟動罷課作最後手段。

四、各種法律和專業操守問題

工業行動必定令當權者付出代價，當權者必會開動宣傳機器，抹黑和質疑教師的行動，因此預先編訂FAQ有助每位參與的教師回應各界的質詢。而《行動指引》亦宜包括法律及專業操守指引，幫助教師明瞭如何在工業行動期間維持專業操守，保障學生安全和利益。

五：不同會員各司其職

高教界、中學界、小學界、幼教界、特殊教育界的教師都面對不同處境。例如幼教界較難實施罷課，但當中亦有不少教師希望出一分力。因此，教育工作者制訂的《行動指引》最好有適用於不同情境的版本，盡可能讓不同的教師都有機會參與，壯大聲勢。此外，教協有不少退休教師會員，亦應組織他們成為龐大後援力量，隨時支援前線教師。

我們相信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工會的角色和力量相當重要。教協作為會員數目最多的工會，更應帶頭制訂《行動指引》，一則讓工會成員知道他們參與的方法，二則讓其他工會參考，一同壯大爭取真普選的力量和聲勢。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戚本盛，教師專業發展人員，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二之一)

工業行動爭取普選  制訂指引應上議程(二之一)

文：盧日高、戚本盛

2012年開始，英國教育界風起雲湧。事緣當地教育局決意改變教師工作待遇，當中最具爭議的是廢除教師法定薪點制度，改為由學校管理層根據學校自訂績效指標(例如參與課外活動時數、上課時數、課堂觀察、學生成績、家長意見等) 決定教師能否獲得加薪。新的薪酬制度亦廢除教師轉校服務時薪級自動轉移的規定，意味教師轉校可能被迫減薪。

英國教育局的說法是，新制度下好教師能獲較高的工資。但校長們憂慮由學校自訂績效指標，會分化管理層和教師之間的關係。另外有不少教師認為，這只是因為教育經費緊張而向教師開刀，並非真正為教育設想。加上不滿新的退休金計劃和一向的長工時問題，當地兩大教師工會--全國教師工會(NUT)和全國校長協會和女教師工會(NASUWT) 遂決意抗衡政府。在英國各地區分別進行罷課後，兩個工會在2013年10月發動全國大罷課，導致接近3500所學校全面或局部關閉。至今這次教育爭議尚未完結，2014年初NASUWT調查顯示，有八成工會成員支持以罷課手段討價還價，最新消息是NUT宣佈3月26日再度發動全國大罷課，迫政府與工會談判。

在外國，工業行動是工會展示力量和有效爭取權益的手段，教師按章工作和罷課屢見不鮮。反觀香港，教師表達訴求和爭取權益的手段則溫和得多。雖然教育改革導致教師工作量大增，工時普遍過長，還要面對學位教師和文憑教師同工不同酬、合約教師沒有穩定職位、縮班殺校等問題，但絕大多數教師都未曾想過用工業行動增加談判條件，以保障自身權益。近年香港教師最「激進」的行動，只不過是工餘時間上街遊行而已，這也難怪政府可以有恃無恐地漠視教師的訴求。

回首今時今日的香港政治困局，香港人普遍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正將社會推向犬儒或激進兩極。撫心自問，身為教育工作者，到底我們希望留給下一代的是一個公義、平等、民主的社會？還是一個不義、特權、專制的社會？外國教師為爭取自身權益而發動罷課是平常事，難道香港教師們爭取民主公義還要忌諱工業行動的方式？如果香港政府最終拋出的2017年特首選舉辨法是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方案，香港人或許被逼走上佔領中環一途。現時社會上不少有心人均以個人名義報名參與和聲援佔中，並有坐牢的心理準備。難道教師就甘願到最後關頭袖手旁觀，眼白白看著佔中人土自我犧牲？

教協是真普選聯盟成員，亦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員。爭取普選之路上，實在應該想辦法發揮團結工會的力量。著手思考和籌備不同階段的工業行動，有理有節爭取真普選，是合情合理之舉。為免在關鍵時刻才臨忙籌備，倒不如現在著手編製一本《工業行動程序指引》，讓教育工作者認識如何分階段、按形勢執行工業行動，清楚地令社會各界以及政府知道，教師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不會缺席！

盧日高，中學教師，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戚本盛，教師專業發展人員，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梁嘉裕：教育界的「無間道」

「你話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十年都嚟緊頭喇老細⋯⋯」《無間道》

在很久以前的教育界內，無論你是學位教席或文憑教席，都是長約制的。長約制的好處是可以參與津貼學校教員的公積金，當中政府供款是按年累進的，年資滿十五年後每月可獲政府15%的供款，再加上所謂「遲來先走」的原則，只要你有足夠年資，又肯願意留低，根本沒有人可以逼你辭職（犯刑事案或嚴重違反操守除外）。

可是在2000年後的縮班殺校危機下，教育局怕長約制會製造行政麻煩，逼不得已立下極壞的先例，就是不增設常額教席，而是批出各種不同的經費，容讓學校自行按需要聘請老師，這些教席都只是一年或兩年期的合約形式。所以同一間學校裏，在校年資較淺的老師通常都是「合約制教席」（詳見進師盟另一篇由盧日高老師撰寫的《合約教席的由來》）。

自此，合約制教師頓成了學校裏的「新邊緣人」，他們和常額制老師的待遇具天壤之別。對合約制同事之間的悄悄話可能是：
「咦，陳老師『入咗隊』未啊？」
「喂，呢間學校仲有好多contract位，年資比你高的都仲排緊隊，你都係唔駛諗，外面有好路數，識做了。」
「李sir嚟咗呢度六年都未入到隊？」

「六年都未入到隊？」，不是開玩笑。校長每隔兩年要為合約老師進行appraisal，像「照肺」般，由表及裡，從教學效能上、行政管理上、策劃活動上都鉅細無遺地進行地毯式評估。

第一次appraisal後，校長會和你解釋：「家陣我地條入隊清單仲長過公屋輪候冊。不過學校就申請到一啲funding，我諗只要你肯有心去做，我哋唔會叫你走。就算有常額位，如果一縮班，有常額都要走啦。」咁四年後呢？六年後呢？只係「人肉錄音機」重覆返以上的說話而已。所以，「兩年之後又兩年，兩年之後又兩年，六年都嚟緊頭喇老細⋯⋯」。

「明明Miss Chan都有Perm GM，佢入校三年，我就六年，點解我仲要等？」
「因為人地係英文科嘛，我都要按返個科目機制分配職位，否則沒理由某啲科就個個GM晒，有啲就全Contract嘛，所以，如果你地科一有位，我即刻加你入隊。」
「我地科最快都要7年先有人退休喎！」

*****

談到Funding，真的很火。Funding從何出？盧日高老師的文章已經交代得清楚林林總總的津貼撥款。而當中最特別的，是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這個計劃其中一部分是容讓學校凍結不多於10%的職位（以一所60人編制的中學，即有6個職位受凍結），凍結職位後改以撥款方式去紓緩人手的問題。以現時條例來說，若凍結普通職級，可獲之撥款為起薪點和頂薪點的平均數；若凍結晉升職級，則可獲相等於起薪點薪金的撥款。而善用這筆撥款，隨時會增加另外五至六位合約制教席。

這筆撥款，可以說是某些新入職老師的救命符，也可能阻礙了不少在事業發展中屬萌芽階段的老師，減了是他們「入隊」的機會。

有一些學校很「民主」，容許教師就此事公投自決，在校務會議中以舉手方式表示立場。從每人立場來說，已在校內發展穩定，不望晉升的，好自然想請多些同事紓解課擔；在校內剛剛起步的，擔心少了一筆撥款會令自己加速離開，所以也會舉手支持；可是正期望升職的或入隊的同事來說，當然他們渴望職位上的穩定。只可惜，對不起，這些人只屬少數，雖然不願意，所以他們不得不服從。所以這個民主機制下的確有一班弱勢社群，同事之間也製造了不必要的不和諧。

*****

一名臥底，就是要拋下原有當警察的理想，自願為打擊罪案而改變身分，若被江湖老大揭破身分，更會無聲無息的犧牲生命。一名教學助理，就是要先放棄教師的待遇，自願為完成教育理想而降低薪津要求，隨時被教育界用完即棄，犧牲了寶貴的青春。

臥底隨時復職無期，教學助理卻因為教師職位淨流失，趕不及「影相」，成了一年一校的遊牧人士。試問他們怎樣對自己的教育環境有歸屬感？

一群教育同業者，暫不介意自身利益，努力貢獻教育界，但教育界待他們公平嗎？請政府還是盡快增撥資源，好使人人同工同學歷同酬，全學位教席，全常額教席，連教學助理也有其薪級，那就世界大同了。

（本文曾於2014-02-06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周子恩：為何方言問題及普教中會觸動港人神經？

珠玉在前(見施安娜：錢要用得其所──又看普教中、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本文並不打算以教育理論進行分析，反而想從社會觀察角度分析為何方言、廣東話、語文政策 (注：應為廣州話，廣東話／粵語還包括潮汕話和客家話等)等關鍵詞會引起如斯巨大的迴響，及普教中為何會觸動港人神經。

事實上，港人撐粵語運動不是偶發的事件。早於2010年，廣東省傳出中央有一系列「推普廢粵」政策時，港人亦積極投入參與聲援。表面看來，港人當時的反應是出於義憤：眼見同操粵語的廣東人受打壓，港人自有唇亡齒寒之感，並產生同仇敵愾的心理。

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港人跟中共政權的關係依然未能完全脫離拙作《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收入《後特區啟示錄》一書)所述之「意識形態矛盾」，港人對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管治仍然充滿戒心，而此等心態可被概括成一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結構 (Dualism)，但可惜的是，兩地因文化差異產生出來的衝突不但未有因時間減少，反因港府把關不力而愈演愈烈。

梁振英政府自上台以來接連出現決策失誤及不恤民情的問題，令力挺港府「依法施政」的中央政府陷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更直接導致中港矛盾升溫。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本地的社會運動雖能累積民氣甚至偶見成效，例如國教事件，但總括而言，群眾的聲音往往不敵強大的統治機器，市民不再相信當年七一大遊行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奇蹟可以再次重演。但面對梁班子的「步步進迫」，市民明知失望也要組織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負隅頑抗，遂令社會充滿張力，而政改在即，鬱悶的香港社會更像個巨大的壓力鍋。

雙非問題、自由行政策的失序、搶奶粉搶學位的恐懼，令港人變得異常敏感。可能有人會以為這些想法並非源於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但無可否認，這些負面情緒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港府長期忽視民情，未有做好一國兩制的把關工作而導致。更甚的是，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一直錯誤地嘗試以國內的維穩經驗照搬至香港，以為利用經濟手段可以收買人心，偏偏忘記或忽視了港人一向對自家文化自視甚高的特質。試問在緣木求魚的情況下，深層次矛盾怎能消弭?

也許仍有人會認為上面所言不過是捕風捉影，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中央有意打壓或矮化香港民間社會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水貨客問題、D&G事件、港視風波，甚至低俗喜劇影評爭議，不論政治、經濟、教育，甚至娛樂，港人在「方方面面」也遭受攻擊，港人擔心來自北方的勢力總有一天會南下「消滅／和諧」我們的文化之想法又豈非必然。

而導致問題更形複雜的是，一旦「我們－他們」的對立正式成為集體意識，除非在上位者願意多花心力時間以實際行動扭轉民眾的觀感，否則他們任何言行皆會被解讀成帶有政治目的。例如今次當教育局出現自己也無法解釋的「不精準」，包括錯誤詮釋「法定語言」/「方言」及「由簡轉繁」的錯誤之時，便馬上觸犯眾怒。又例如，當坊間包括教育界已愈來愈不受重視的「普教中」政策因今次方言事件而重新成為焦點時，便引起來自社會各界的反對聲音。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隨著推普機開動和南下人口增加，香港獨有的文化和語文教育環境將成為明日黃花。

最可惜的是，涉事官員們或自以為居中調解的朋友們可能仍以為今次事件只是誤動了中港矛盾壓力下的安全氣閥而形成，並不知其實馬蜂窩已經散滿各處!!! 如果他們仍然選擇一如以往的策略希望蒙混過關，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 

後記：

不少網民在各大討論區廣傳多年前張文光前會長撰寫的文章（見連結《教協報》 張文光：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 ），並將之視作教協有關普教中之立場，但愚以為張既已轉選監事，而教育界葉建源議員本身是中文人出身，理應自有一番主張，故評論者在批評教協理事會有關普教中態度曖昧之前，宜先弄清目前教協就有關問題之立場，以保客觀公正。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主場新聞》。）

施安娜：廣東話是母語而非方言

教育局因網頁文章〈語文學習支援〉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而在輿論壓力下道歉，筆者更關注的是這篇文章與普教中的關係。該篇文章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文章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於2004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2013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50億注資語文基金，2014年1月10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2008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和《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

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2008年開始至2014年，合共支援了160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2008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這裏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具備六個條件：（1）師資，（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也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160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份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媒體報道小學校長指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1982年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粵語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

普通話並非大部份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97%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語言和文化的不敬。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蘋果日報》。）

盧日高：合約教席的由來

現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而他自我介紹時往往說自己是人力資源管理出身，大概八十年代開始的工作經驗形成他清晰的自我定位。人力資源管理目的是有效地發揮員工最大生產力，最老套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人均工作量、維持員工勉強接受的工資、延長工時，將員工的精力壓榨殆盡，若然員工捱不住就另請一個願意賣命的。以上方法當然早已過時，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對於講求專業和創造力的工作崗位，增加員工對工作的歸屬感、提升士氣、減低對工作的不滿和尊重員工意見，發揮的生產力往往比苛刻和節儉更高。希望吳克儉局長八十年代任職人力資源至今，時刻與時並進，理解一下過時的班師比以及泛濫的合約制對教師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

在過去的大學預科制度裡，《資助則例》訂明中六和中七級的班師比是1:2.3，四班預科班可獲超過九位教師照顧，學校有較足夠的人手應付公開試的教學工作、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所謂「生涯規劃」)。2009年開始推行新高中課程後，教師應付公開試教學面對更大的學習差異，升學及就業輔導配合不同程度的學生而變得更多元化，還要兼顧校本評核、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報價招標、自評、外評、帶遊學團等工作等。可是《資助則例》的班師比卻不是1：2.3，而是1：2。工作量在增加，而人手卻沒有相應增加，不知這是否當今還應採用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學校開設合約職位的「財技」]

教師編制人手先天不足，工作量接近爆煲。教育局不全盤檢討教師編制，反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不同時期發放一筆過撥款和恆常津貼給學校，由學校自行決定使用方法。雖說是恆常津貼，但金額可能有變動，學校不能視之等同編制人手，以長約聘請教師。而學校運用撥款最通常的方法，就是聘請合約教師舒緩人手不足。合約文憑教師(CM) 、學位教師(GM)、助理教師(AT) 及教學助理(TA) 等短期職位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以下，筆者將簡介典型公營中學(官立、津貼、資助)幾種合約教席的由來。

一、學校發展津貼(CEG)
由2000/01年度開始，配合教育改革的推行，學校可按班數恆常獲發「學校發展津貼」以減輕教師工作量。2013/14年度，一所24班的中學可獲發約五十三萬的現金津貼[註一]， 約等於1.1名學位教師(GM)中點薪金(第26點) 。[註二] 有些學校會用這筆撥款聘請兩名新入職的文憑教師(CM) ，[註三] 筆者在網上搜尋得一所官立中學的例子，該學校用這筆津貼開設三名教學助理(TA) 職位。

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SSCSG)
2009/10年開始，教育局為每所中學恆常發放「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金額相等於每新高中班0.1名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這筆津貼原意是讓學校聘請通識科教師，但由於教育局不願意限制學校運用這筆撥款的方法，所以現時多數學校按校情需要請不同學科的教師。一所高中每級五班的中學可以獲發1.5名GM中點薪金的津貼。以下從網上搜尋得一所中學例子，這間中學將1.5個GM位分拆成3個全職職位。

三、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這項津貼原意是學校有教師請少於30日病假，不用額外行政程序便有現金聘請代課教師，實際金額不大。但這項津貼另外容許學校凍結10%職位，申領現金津貼靈活運用。一所中學凍結兩個編制內的高級學位教師(SGM)職位，金額足以聘請五名新入職CM，換言之編制以外創造了三個合約教席，背後代價是兩名GM無機會升職。

四、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FPCG)
現時小學和初中的班師比不是整數。例如初中的班師比為1:1.7，如果計算教師人手出現小數位，學校不能當整數計算請教師。教育局會以GM中位薪金發放現金津貼。以下是網上搜尋得一所津貼中學將0.5GM的金額變成一個CM職位的例子。由於出現赤字，學校需要從其他撥款補貼。

五、學習支援津貼(LSGSS)
學校取錄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生每年可獲發10000元津貼，[註四] 由學校決定購買外間服務或聘請人手。假如一間中學的SEN學生不多，津貼額未必足夠開設教席。但當學校的SEN學生甚多，學校人手嚴重應付不足的情況下，有學校情願將足夠開設兩個CM職位的津貼，變成開設四個月薪大約一萬三千元的助理教師，以舒緩工作量。

[問題成因就是班師比不足]

以上五項津貼都是教育局的恆常津貼，我們看見學校如何運用不同的「財技」創造合約教學職位。筆者曾聽聞有學校憑以上津貼開設七個CM、四個AT和三個TA合約職位，任職的都是有為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志投身教育工作，但沒有常額教師離職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每年續約。這種年輕教師拼命工作卻無法獲得穩定職位的問題，歸根究底，就是教育局多年來漠視學校編制人手不足的情況，只以津貼形式「止咳」，一則未能解決前線教師工作量大的問題，二則製造大量工作不穩定的合約教師，導致現時教師工時長、士氣低落。敢問吳克儉局長，這到底是哪門子的人力資源管理哲學？

2014年1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林大輝和葉建源議員安排前線中學教師與吳局長會面，會上有教師要求局長籍中學縮班危機檢討班師比例，長遠改善教育生態，成就優質教育。局長拒絕正面回應，但透露教育統籌會將在二月會議討論有關問題。不論吳局長是否又在耍太極，起碼我們知道下一步行動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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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學校發展津貼」計算方法。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capacity-enhancement-grant/calculation%20of%20ceg_c.pdf
註二：學位教師中點薪金是第26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三：新入職文憑教師薪級是第14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四：詳見筆者另文。http://www.inmediahk.net/sen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戚本盛：香港人需要新的中文運動

語文運動從來不只是語文運動，一百年前的中國大陸的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如是，四十年前香港的中文運動也如是。廿一世紀的香港，也需要新的中文運動。

四十年前的中文運動是反殖的，針對的是港英政府的英語霸權，爭取到中、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雖然改變不了英語的凌駕優勢，但改善不少因不諳英語所招致的不公。

中文運動延伸而來的母語教學運動，一直都以較純粹的學習效能為焦點，可是到了特區政府手裡，成為母語教學政策，卻異化為以語言分隔學校、甚至是階級分隔，把母語授課學校視作次等學校、母語視作次等語言的錯誤印象，更因而制度化下來，更為根深蒂固。

際此中港矛盾日漸升溫，面對一個法治不彰、賤視人權的專制政體，港人最大的關切早已不在回歸的磨合，而是再遭殖民的恐懼和焦慮。普通話教中文是否切合本地學習語文的規律，固已可議；到政府部門公然說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更可見沒有確立口頭語的法定地位，可以令一個本地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載體十分敏感和脆弱。

這不是廣州話、廣東話、粵語等等的名詞之爭，不是母語、方言、共同語或官方語言的概念之分，更不是一種語言會否如此即遭滅絕的學理之辯，這根本就是香港公民的身份認同的政治問題。

今天香港人實在需要新的中文運動，或者說是新一波的中文運動吧，其目標也正是上世紀的中文運動沒有完成的：確立廣州話作為法定口頭語的地位，而不是靠事實俱在的慣性，也不是靠個別權威的片言隻語，而是至今尚能倚賴的法定條文。

這其實也沒有排斥普通話和英語，反而通過兩文三語，港人可以外望，而無自處孤島之虞，最重要的是，通過予廣州話咫尺可容身之地，讓香港人少一點再殖民的恐懼。這不過是回歸十六年來港人最卑微的祝願吧。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主場新聞》。）

戚本盛：黃碧雲參選的一筆胡塗帳

【寫在前面】

以下內容，本來已決定不在現階段公開，我原只想在作為教協的監事報告向4月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提交，但早前個別理事在接受傳媒訪問期間竟提出2016立法會選舉「舖路論」，後來還引起某些媒體對進師盟參選原意的猜測，由於事態嚴重，我不得不站出來就我當年所見所聞留個見證。在此聲明，我不隸屬任何政黨，也不會參選立法會，公開這一筆胡塗帳，並不涉及任何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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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現屆理事會在1月23日召開記者會，就透明度低、淪為政黨B隊、林慧思老師事件、2010年政改「騎劫」教師意向、與教育局談判示弱、改善幼稚園教師待遇、國民教育科反應遲鈍、沒關注大學生態等問題，逐一回應。這些回應是否都告訴公眾及會員全面的事實，是可以逐一公論的，本文先想指出淪為政黨B隊，是有事實根據的，我所據的，是作為監事親歷黃碧雲2012年參選立法會的過程及後來的跟進工作。

我與黃碧雲素無過節，月前見面仍有點頭招呼，本文只就事論事而已。黃是在2012年加入馮偉華閣的，就我所知，在過去十多年，她鮮有參與教協的工作，其實新閣當選後，她開會也不多，有時來了，也往往早退。不過，自年前她參與當時的「普選聯」工作並大言「多忍功能團體兩屆」後，有人就估計她會參選立法會。這本來沒甚特別，不少教協理事向來都有其他不同身份，但理事會沒有告訴公眾和會員的是，黃碧雲究竟是否代表教協的一筆胡塗帳。

【沒有授權馮偉華以外的名單】

代表教協出選立法會，是需要通過教協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的，這也是教協「民主辦會」的一項表現。2012年4月的會員代表大會，授權會長馮偉華出選教育界別的議席，此外就沒有授權其他代表。這正是後來在同年6月我曾於一次列席理事會會議時，明確問到黃碧雲、張文光、李耀基(教協職員)等在九龍西選區的名單，是否代表教協，當時曾得到明確回覆，指那是民主黨名單而非教協的。

【曾經破壞與泛民的協議？】

可是，這樣問題便來了，有同樣出選九龍西的泛民友好尋求教協支持時，卻過不了理事會的一關。當時甚至有報道說，互相支持是教協和某些泛民政黨之間早有協議，但最後教協在黃碧雲名單出選的九龍西，並沒有履行這些協議。作為監事，我們事後曾追問過有沒有這樣的協議，得到的是顧左右而言他的答案，語言偽術，本來就並非梁振英的專利。

其實，若真的想多一個名單出選九龍西，為甚麼不向會員尋求授權？即使在事後要求追認，雖然不理想，也總算尊重制度，但若沒有這授權，卻為此而沒有和其他泛民友好衷誠合作，甚至影響日後關係，是否合乎教協、教師及泛民的利益，是否合乎民主辦會的精神，市民和會員是可以公論的。

【張文光說是教協名單】

事實上，就此問題我們作為監事跟進經年，三番四次受到阻撓和拖延，幾經辛苦才查閱得相關文件，的確並沒有任何確認黃碧雲名單為教協名單的記錄或證據，可是，這過程在拖了近一整年後，在月前的一次會議中，張文光竟然說，黃碧雲和他組成的那競選名單，確為教協名單，甚至說，教協中人經過多年討論，全都知情！於是，既為教協名單，則自然不會支持其他同區的候選人。

【張氏說法全無佐證】

這樣問題便來了，若如張文光所言，那為甚麼我曾在正式會議上得到理事的明確回覆，說那不是教協的名單？為甚麼這名單不曾向會員代表大會尋求及得到授權？為甚麼沒有任何文件記錄指出那是教協的名單？對於這些問題，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正因為大家都在心裡認同，所以完全不用記錄！這樣的答案已迹近強詞奪理？這樣是民主辦會嗎？我反而會問，是有人把民主黨的名單僭建為教協名單，連一眾理事也不知情？果如是，這不是大老文化是甚麼？

以上的事實，教協理事會可曾向公眾及會員公佈？只談片面的、對己方有利的資料，卻據之以說其他人的批評失實，又是會員所能接受的嗎？以上種種，本來已決定不在現階段公開，我原只想在作為監事報告向4月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提交，可是，既然教協現屆理事會如此回應批評，甚至動用會內龐大的資源，以《教協報》及會員電郵通告會員片面的資料，則我唯有擺事實，講道理如上，公開這一筆胡塗帳，讓公眾和會員評議一下，說不定或能管中窺豹，了解教協作為一個工會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曾於2014-02-03刊載於《主場新聞》，並於2014-02-04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邱兆麟：教育局公開道歉的啟示

教育局網站一篇文章《語文學習支援》說：

「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

文章這樣說，問題有三：

1.  根據《基本法》第9條和《法定語文條例》，香港只有中文和英文兩種「法定語文」而沒有「法定語言」的。換句話說，用什麼語言來講中文，是沒有法例指明的。《大公報》(註1)說廣東話的確不是香港法定語文（似乎它們還分不清楚法定語文和語言），這話沒錯，但事實是普通話也不是，如果要煞有介事特別標明廣東話不是法定語文的話，那麼也應該標明普通話也不是。

2. 以整段的語意分析，文章作者先說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後面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其意思就是廣東話不是中國的法定語言，而且只是「方言」，那似乎是寫給「某類讀者」看的。

3. 「廣東話是中國方言」這句話，由文匯大公等黨報說出來，沒有人會理會，因為大家已經慣了(剛剛)。但如果是來自香港政府教育局的話，那就是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了。廣東話(粵語)是否方言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我不是語文系出身，這個問題我不能扮專家，不過以可以找到的資料來說，似乎廣東話與北方話，是可以被視作兩種語言。會把廣東話標籤為方言的，通常就是中國的官方媒體和教育當局，他們把普通話以外的所有華人語言都稱之為方言，用意是貶抑其他語言的地位。在香港，有97%的人以廣東話作為日常用語，教育局無端拋出「廣東話是中國方言」這句話，必然會招致非議，不知他們貼出文章的時候，準備好與語文學者作學術辯論了沒？

香港特區多年來的教育政策是要讓學生兼通「兩文三語」，即是中英文和普通話、廣東話(粵語)和英文口語，三種口語平等看待，而不是把廣東話當作一種方言看待。《語文學習支援》這篇文章，似乎是有人想奉迎某些人，把教育政策內容扭曲。

這篇文章刊出之後，社會反應激烈，教育局在過年期間急急把原文刪除，發表公開道歉，說《語文學習支援》「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的地方，本局會盡快作出修訂。就文中有關註釋引起的誤會，本局深表歉意。」（全文）隨便以中國大陸那套標準來矮化粵語，社會不可能沒有反應。教育局狼狽認錯，反映了社會大眾的反應還是有點作用。

在這個紅色巨靈無處不在的環境，社會大眾對於敏感問題的強烈反應是必須的。那不是捕風捉影，也不是麥卡錫主義，而是事實上絕大部份政府政策都離不開政治，例如醫療、教育、房屋、文化、保安、人口等，當中的政治含意，不能一句「我討厭政治」便視而不見。
人說官場腐化，其實不限於跟北方幹部飲酒送禮，還有為了奉迎，對所屬政策範疇的內容隨意曲解。這些變化會一直滋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每次都跟他們來真的，堅守原則，據理力爭，就好像今次事件那樣。

（本文曾於2014-02-04刊載於《主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