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6日 星期四

梁嘉裕:教育界的「無間道」

「你話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十年都嚟緊頭喇老細⋯⋯」《無間道》
在很久以前的教育界內,無論你是學位教席或文憑教席,都是長約制的。長約制的好處是可以參與津貼學校教員的公積金,當中政府供款是按年累進的,年資滿十五年後每月可獲政府15%的供款,再加上所謂「遲來先走」的原則,只要你有足夠年資,又肯願意留低,根本沒有人可以逼你辭職(犯刑事案或嚴重違反操守除外)。
可是在2000年後的縮班殺校危機下,教育局怕長約制會製造行政麻煩,逼不得已立下極壞的先例,就是不增設常額教席,而是批出各種不同的經費,容讓學校自行按需要聘請老師,這些教席都只是一年或兩年期的合約形式。所以同一間學校裏,在校年資較淺的老師通常都是「合約制教席」(詳見進師盟另一篇由盧日高老師撰寫的《合約教席的由來》)。
自此,合約制教師頓成了學校裏的「新邊緣人」,他們和常額制老師的待遇具天壤之別。對合約制同事之間的悄悄話可能是:
「咦,陳老師『入咗隊』未啊?」
「喂,呢間學校仲有好多contract位,年資比你高的都仲排緊隊,你都係唔駛諗,外面有好路數,識做了。」
「李sir嚟咗呢度六年都未入到隊?」
「六年都未入到隊?」,不是開玩笑。校長每隔兩年要為合約老師進行appraisal,像「照肺」般,由表及裡,從教學效能上、行政管理上、策劃活動上都鉅細無遺地進行地毯式評估。
第一次appraisal後,校長會和你解釋:「家陣我地條入隊清單仲長過公屋輪候冊。不過學校就申請到一啲funding,我諗只要你肯有心去做,我哋唔會叫你走。就算有常額位,如果一縮班,有常額都要走啦。」咁四年後呢?六年後呢?只係「人肉錄音機」重覆返以上的說話而已。所以,「兩年之後又兩年,兩年之後又兩年,六年都嚟緊頭喇老細⋯⋯」。
「明明Miss Chan都有Perm GM,佢入校三年,我就六年,點解我仲要等?」
「因為人地係英文科嘛,我都要按返個科目機制分配職位,否則沒理由某啲科就個個GM晒,有啲就全Contract嘛,所以,如果你地科一有位,我即刻加你入隊。」
「我地科最快都要7年先有人退休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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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Funding,真的很火。Funding從何出?盧日高老師的文章已經交代得清楚林林總總的津貼撥款。而當中最特別的,是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這個計劃其中一部分是容讓學校凍結不多於10%的職位(以一所60人編制的中學,即有6個職位受凍結),凍結職位後改以撥款方式去紓緩人手的問題。以現時條例來說,若凍結普通職級,可獲之撥款為起薪點和頂薪點的平均數;若凍結晉升職級,則可獲相等於起薪點薪金的撥款。而善用這筆撥款,隨時會增加另外五至六位合約制教席。
這筆撥款,可以說是某些新入職老師的救命符,也可能阻礙了不少在事業發展中屬萌芽階段的老師,減了是他們「入隊」的機會。
有一些學校很「民主」,容許教師就此事公投自決,在校務會議中以舉手方式表示立場。從每人立場來說,已在校內發展穩定,不望晉升的,好自然想請多些同事紓解課擔;在校內剛剛起步的,擔心少了一筆撥款會令自己加速離開,所以也會舉手支持;可是正期望升職的或入隊的同事來說,當然他們渴望職位上的穩定。只可惜,對不起,這些人只屬少數,雖然不願意,所以他們不得不服從。所以這個民主機制下的確有一班弱勢社群,同事之間也製造了不必要的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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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臥底,就是要拋下原有當警察的理想,自願為打擊罪案而改變身分,若被江湖老大揭破身分,更會無聲無息的犧牲生命。一名教學助理,就是要先放棄教師的待遇,自願為完成教育理想而降低薪津要求,隨時被教育界用完即棄,犧牲了寶貴的青春。
臥底隨時復職無期,教學助理卻因為教師職位淨流失,趕不及「影相」,成了一年一校的遊牧人士。試問他們怎樣對自己的教育環境有歸屬感?
一群教育同業者,暫不介意自身利益,努力貢獻教育界,但教育界待他們公平嗎?請政府還是盡快增撥資源,好使人人同工同學歷同酬,全學位教席,全常額教席,連教學助理也有其薪級,那就世界大同了。
(本文曾於2014-02-06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2014年2月5日 星期三

周子恩:為何方言問題及普教中會觸動港人神經?

珠玉在前(見施安娜:錢要用得其所──又看普教中、陳為建:普教中違反語言學習的規律),本文並不打算以教育理論進行分析,反而想從社會觀察角度分析為何方言、廣東話、語文政策 (注:應為廣州話,廣東話/粵語還包括潮汕話和客家話等)等關鍵詞會引起如斯巨大的迴響,及普教中為何會觸動港人神經。
事實上,港人撐粵語運動不是偶發的事件。早於2010年,廣東省傳出中央有一系列「推普廢粵」政策時,港人亦積極投入參與聲援。表面看來,港人當時的反應是出於義憤:眼見同操粵語的廣東人受打壓,港人自有唇亡齒寒之感,並產生同仇敵愾的心理。
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港人跟中共政權的關係依然未能完全脫離拙作《為特首的施政困難把脈:應以文化身份認同為依歸》(收入《後特區啟示錄》一書)所述之「意識形態矛盾」,港人對中共(及其代理人)的管治仍然充滿戒心,而此等心態可被概括成一組「我們/他們」的二元對立結構 (Dualism),但可惜的是,兩地因文化差異產生出來的衝突不但未有因時間減少,反因港府把關不力而愈演愈烈。
梁振英政府自上台以來接連出現決策失誤及不恤民情的問題,令力挺港府「依法施政」的中央政府陷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更直接導致中港矛盾升溫。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本地的社會運動雖能累積民氣甚至偶見成效,例如國教事件,但總括而言,群眾的聲音往往不敵強大的統治機器,市民不再相信當年七一大遊行間接導致董建華下台的奇蹟可以再次重演。但面對梁班子的「步步進迫」,市民明知失望也要組織一次又一次群眾運動負隅頑抗,遂令社會充滿張力,而政改在即,鬱悶的香港社會更像個巨大的壓力鍋。
雙非問題、自由行政策的失序、搶奶粉搶學位的恐懼,令港人變得異常敏感。可能有人會以為這些想法並非源於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但無可否認,這些負面情緒並不是突然出現,而是港府長期忽視民情,未有做好一國兩制的把關工作而導致。更甚的是,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一直錯誤地嘗試以國內的維穩經驗照搬至香港,以為利用經濟手段可以收買人心,偏偏忘記或忽視了港人一向對自家文化自視甚高的特質。試問在緣木求魚的情況下,深層次矛盾怎能消弭?
也許仍有人會認為上面所言不過是捕風捉影,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中央有意打壓或矮化香港民間社會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水貨客問題、D&G事件、港視風波,甚至低俗喜劇影評爭議,不論政治、經濟、教育,甚至娛樂,港人在「方方面面」也遭受攻擊,港人擔心來自北方的勢力總有一天會南下「消滅/和諧」我們的文化之想法又豈非必然。
而導致問題更形複雜的是,一旦「我們-他們」的對立正式成為集體意識,除非在上位者願意多花心力時間以實際行動扭轉民眾的觀感,否則他們任何言行皆會被解讀成帶有政治目的。例如今次當教育局出現自己也無法解釋的「不精準」,包括錯誤詮釋「法定語言」/「方言」及「由簡轉繁」的錯誤之時,便馬上觸犯眾怒。又例如,當坊間包括教育界已愈來愈不受重視的「普教中」政策因今次方言事件而重新成為焦點時,便引起來自社會各界的反對聲音。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隨著推普機開動和南下人口增加,香港獨有的文化和語文教育環境將成為明日黃花。
最可惜的是,涉事官員們或自以為居中調解的朋友們可能仍以為今次事件只是誤動了中港矛盾壓力下的安全氣閥而形成,並不知其實馬蜂窩已經散滿各處!!! 如果他們仍然選擇一如以往的策略希望蒙混過關,問題將無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 
後記:
不少網民在各大討論區廣傳多年前張文光前會長撰寫的文章(見連結《教協報》 張文光: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 ),並將之視作教協有關普教中之立場,但愚以為張既已轉選監事,而教育界葉建源議員本身是中文人出身,理應自有一番主張,故評論者在批評教協理事會有關普教中態度曖昧之前,宜先弄清目前教協就有關問題之立場,以保客觀公正。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主場新聞》。)

施安娜:廣東話是母語而非方言


教育局因網頁文章〈語文學習支援〉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而在輿論壓力下道歉,筆者更關注的是這篇文章與普教中的關係。該篇文章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文章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於2004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2013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50億注資語文基金,2014年1月10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2008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和《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

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2008年開始至2014年,合共支援了160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2008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這裏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具備六個條件:(1)師資,(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也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160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份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媒體報道小學校長指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1982年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粵語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

普通話並非大部份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97%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語言和文化的不敬。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蘋果日報》。)




盧日高:合約教席的由來


現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而他自我介紹時往往說自己是人力資源管理出身,大概八十年代開始的工作經驗形成他清晰的自我定位。人力資源管理目的是有效地發揮員工最大生產力,最老套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人均工作量、維持員工勉強接受的工資、延長工時,將員工的精力壓榨殆盡,若然員工捱不住就另請一個願意賣命的。以上方法當然早已過時,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對於講求專業和創造力的工作崗位,增加員工對工作的歸屬感、提升士氣、減低對工作的不滿和尊重員工意見,發揮的生產力往往比苛刻和節儉更高。希望吳克儉局長八十年代任職人力資源至今,時刻與時並進,理解一下過時的班師比以及泛濫的合約制對教師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
在過去的大學預科制度裡,《資助則例》訂明中六和中七級的班師比是1:2.3,四班預科班可獲超過九位教師照顧,學校有較足夠的人手應付公開試的教學工作、學生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所謂「生涯規劃」)。2009年開始推行新高中課程後,教師應付公開試教學面對更大的學習差異,升學及就業輔導配合不同程度的學生而變得更多元化,還要兼顧校本評核、安排其他學習經歷、報價招標、自評、外評、帶遊學團等工作等。可是《資助則例》的班師比卻不是1:2.3,而是1:2。工作量在增加,而人手卻沒有相應增加,不知這是否當今還應採用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學校開設合約職位的「財技」]
教師編制人手先天不足,工作量接近爆煲。教育局不全盤檢討教師編制,反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不同時期發放一筆過撥款和恆常津貼給學校,由學校自行決定使用方法。雖說是恆常津貼,但金額可能有變動,學校不能視之等同編制人手,以長約聘請教師。而學校運用撥款最通常的方法,就是聘請合約教師舒緩人手不足。合約文憑教師(CM) 、學位教師(GM)、助理教師(AT) 及教學助理(TA) 等短期職位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以下,筆者將簡介典型公營中學(官立、津貼、資助)幾種合約教席的由來。
一、學校發展津貼(CEG)
由2000/01年度開始,配合教育改革的推行,學校可按班數恆常獲發「學校發展津貼」以減輕教師工作量。2013/14年度,一所24班的中學可獲發約五十三萬的現金津貼[註一], 約等於1.1名學位教師(GM)中點薪金(第26點) 。[註二] 有些學校會用這筆撥款聘請兩名新入職的文憑教師(CM) ,[註三] 筆者在網上搜尋得一所官立中學的例子,該學校用這筆津貼開設三名教學助理(TA) 職位。

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SSCSG)
2009/10年開始,教育局為每所中學恆常發放「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金額相等於每新高中班0.1名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這筆津貼原意是讓學校聘請通識科教師,但由於教育局不願意限制學校運用這筆撥款的方法,所以現時多數學校按校情需要請不同學科的教師。一所高中每級五班的中學可以獲發1.5名GM中點薪金的津貼。以下從網上搜尋得一所中學例子,這間中學將1.5個GM位分拆成3個全職職位。

三、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
這項津貼原意是學校有教師請少於30日病假,不用額外行政程序便有現金聘請代課教師,實際金額不大。但這項津貼另外容許學校凍結10%職位,申領現金津貼靈活運用。一所中學凍結兩個編制內的高級學位教師(SGM)職位,金額足以聘請五名新入職CM,換言之編制以外創造了三個合約教席,背後代價是兩名GM無機會升職。
四、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FPCG)
現時小學和初中的班師比不是整數。例如初中的班師比為1:1.7,如果計算教師人手出現小數位,學校不能當整數計算請教師。教育局會以GM中位薪金發放現金津貼。以下是網上搜尋得一所津貼中學將0.5GM的金額變成一個CM職位的例子。由於出現赤字,學校需要從其他撥款補貼。

五、學習支援津貼(LSGSS)
學校取錄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生每年可獲發10000元津貼,[註四] 由學校決定購買外間服務或聘請人手。假如一間中學的SEN學生不多,津貼額未必足夠開設教席。但當學校的SEN學生甚多,學校人手嚴重應付不足的情況下,有學校情願將足夠開設兩個CM職位的津貼,變成開設四個月薪大約一萬三千元的助理教師,以舒緩工作量。
[問題成因就是班師比不足]
以上五項津貼都是教育局的恆常津貼,我們看見學校如何運用不同的「財技」創造合約教學職位。筆者曾聽聞有學校憑以上津貼開設七個CM、四個AT和三個TA合約職位,任職的都是有為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志投身教育工作,但沒有常額教師離職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每年續約。這種年輕教師拼命工作卻無法獲得穩定職位的問題,歸根究底,就是教育局多年來漠視學校編制人手不足的情況,只以津貼形式「止咳」,一則未能解決前線教師工作量大的問題,二則製造大量工作不穩定的合約教師,導致現時教師工時長、士氣低落。敢問吳克儉局長,這到底是哪門子的人力資源管理哲學?
2014年1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林大輝和葉建源議員安排前線中學教師與吳局長會面,會上有教師要求局長籍中學縮班危機檢討班師比例,長遠改善教育生態,成就優質教育。局長拒絕正面回應,但透露教育統籌會將在二月會議討論有關問題。不論吳局長是否又在耍太極,起碼我們知道下一步行動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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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學校發展津貼」計算方法。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capacity-enhancement-grant/calculation%20of%20ceg_c.pdf
註二:學位教師中點薪金是第26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三:新入職文憑教師薪級是第14點,金額可參考「官立、資助學校教師薪級表」。http://www.hkptu.org/_right/payscale/payscale2012apr.pdf
註四:詳見筆者另文。http://www.inmediahk.net/sen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戚本盛:香港人需要新的中文運動

語文運動從來不只是語文運動,一百年前的中國大陸的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如是,四十年前香港的中文運動也如是。廿一世紀的香港,也需要新的中文運動。
四十年前的中文運動是反殖的,針對的是港英政府的英語霸權,爭取到中、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雖然改變不了英語的凌駕優勢,但改善不少因不諳英語所招致的不公。
中文運動延伸而來的母語教學運動,一直都以較純粹的學習效能為焦點,可是到了特區政府手裡,成為母語教學政策,卻異化為以語言分隔學校、甚至是階級分隔,把母語授課學校視作次等學校、母語視作次等語言的錯誤印象,更因而制度化下來,更為根深蒂固。
際此中港矛盾日漸升溫,面對一個法治不彰、賤視人權的專制政體,港人最大的關切早已不在回歸的磨合,而是再遭殖民的恐懼和焦慮。普通話教中文是否切合本地學習語文的規律,固已可議;到政府部門公然說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更可見沒有確立口頭語的法定地位,可以令一個本地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載體十分敏感和脆弱。
這不是廣州話、廣東話、粵語等等的名詞之爭,不是母語、方言、共同語或官方語言的概念之分,更不是一種語言會否如此即遭滅絕的學理之辯,這根本就是香港公民的身份認同的政治問題。
今天香港人實在需要新的中文運動,或者說是新一波的中文運動吧,其目標也正是上世紀的中文運動沒有完成的:確立廣州話作為法定口頭語的地位,而不是靠事實俱在的慣性,也不是靠個別權威的片言隻語,而是至今尚能倚賴的法定條文。
這其實也沒有排斥普通話和英語,反而通過兩文三語,港人可以外望,而無自處孤島之虞,最重要的是,通過予廣州話咫尺可容身之地,讓香港人少一點再殖民的恐懼。這不過是回歸十六年來港人最卑微的祝願吧。
(本文曾於2014-02-05刊載於《主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