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黃碧雲參選的一筆胡塗帳

【寫在前面】

以下內容，本來已決定不在現階段公開，我原只想在作為教協的監事報告向4月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提交，但早前個別理事在接受傳媒訪問期間竟提出2016立法會選舉「舖路論」，後來還引起某些媒體對進師盟參選原意的猜測，由於事態嚴重，我不得不站出來就我當年所見所聞留個見證。在此聲明，我不隸屬任何政黨，也不會參選立法會，公開這一筆胡塗帳，並不涉及任何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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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現屆理事會在1月23日召開記者會，就透明度低、淪為政黨B隊、林慧思老師事件、2010年政改「騎劫」教師意向、與教育局談判示弱、改善幼稚園教師待遇、國民教育科反應遲鈍、沒關注大學生態等問題，逐一回應。這些回應是否都告訴公眾及會員全面的事實，是可以逐一公論的，本文先想指出淪為政黨B隊，是有事實根據的，我所據的，是作為監事親歷黃碧雲2012年參選立法會的過程及後來的跟進工作。

我與黃碧雲素無過節，月前見面仍有點頭招呼，本文只就事論事而已。黃是在2012年加入馮偉華閣的，就我所知，在過去十多年，她鮮有參與教協的工作，其實新閣當選後，她開會也不多，有時來了，也往往早退。不過，自年前她參與當時的「普選聯」工作並大言「多忍功能團體兩屆」後，有人就估計她會參選立法會。這本來沒甚特別，不少教協理事向來都有其他不同身份，但理事會沒有告訴公眾和會員的是，黃碧雲究竟是否代表教協的一筆胡塗帳。

【沒有授權馮偉華以外的名單】

代表教協出選立法會，是需要通過教協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的，這也是教協「民主辦會」的一項表現。2012年4月的會員代表大會，授權會長馮偉華出選教育界別的議席，此外就沒有授權其他代表。這正是後來在同年6月我曾於一次列席理事會會議時，明確問到黃碧雲、張文光、李耀基(教協職員)等在九龍西選區的名單，是否代表教協，當時曾得到明確回覆，指那是民主黨名單而非教協的。

【曾經破壞與泛民的協議？】

可是，這樣問題便來了，有同樣出選九龍西的泛民友好尋求教協支持時，卻過不了理事會的一關。當時甚至有報道說，互相支持是教協和某些泛民政黨之間早有協議，但最後教協在黃碧雲名單出選的九龍西，並沒有履行這些協議。作為監事，我們事後曾追問過有沒有這樣的協議，得到的是顧左右而言他的答案，語言偽術，本來就並非梁振英的專利。

其實，若真的想多一個名單出選九龍西，為甚麼不向會員尋求授權？即使在事後要求追認，雖然不理想，也總算尊重制度，但若沒有這授權，卻為此而沒有和其他泛民友好衷誠合作，甚至影響日後關係，是否合乎教協、教師及泛民的利益，是否合乎民主辦會的精神，市民和會員是可以公論的。

【張文光說是教協名單】

事實上，就此問題我們作為監事跟進經年，三番四次受到阻撓和拖延，幾經辛苦才查閱得相關文件，的確並沒有任何確認黃碧雲名單為教協名單的記錄或證據，可是，這過程在拖了近一整年後，在月前的一次會議中，張文光竟然說，黃碧雲和他組成的那競選名單，確為教協名單，甚至說，教協中人經過多年討論，全都知情！於是，既為教協名單，則自然不會支持其他同區的候選人。

【張氏說法全無佐證】

這樣問題便來了，若如張文光所言，那為甚麼我曾在正式會議上得到理事的明確回覆，說那不是教協的名單？為甚麼這名單不曾向會員代表大會尋求及得到授權？為甚麼沒有任何文件記錄指出那是教協的名單？對於這些問題，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正因為大家都在心裡認同，所以完全不用記錄！這樣的答案已迹近強詞奪理？這樣是民主辦會嗎？我反而會問，是有人把民主黨的名單僭建為教協名單，連一眾理事也不知情？果如是，這不是大老文化是甚麼？

以上的事實，教協理事會可曾向公眾及會員公佈？只談片面的、對己方有利的資料，卻據之以說其他人的批評失實，又是會員所能接受的嗎？以上種種，本來已決定不在現階段公開，我原只想在作為監事報告向4月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提交，可是，既然教協現屆理事會如此回應批評，甚至動用會內龐大的資源，以《教協報》及會員電郵通告會員片面的資料，則我唯有擺事實，講道理如上，公開這一筆胡塗帳，讓公眾和會員評議一下，說不定或能管中窺豹，了解教協作為一個工會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曾於2014-02-03刊載於《主場新聞》，並於2014-02-04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邱兆麟：教育局公開道歉的啟示

教育局網站一篇文章《語文學習支援》說：

「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

文章這樣說，問題有三：

1.  根據《基本法》第9條和《法定語文條例》，香港只有中文和英文兩種「法定語文」而沒有「法定語言」的。換句話說，用什麼語言來講中文，是沒有法例指明的。《大公報》(註1)說廣東話的確不是香港法定語文（似乎它們還分不清楚法定語文和語言），這話沒錯，但事實是普通話也不是，如果要煞有介事特別標明廣東話不是法定語文的話，那麼也應該標明普通話也不是。

2. 以整段的語意分析，文章作者先說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後面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其意思就是廣東話不是中國的法定語言，而且只是「方言」，那似乎是寫給「某類讀者」看的。

3. 「廣東話是中國方言」這句話，由文匯大公等黨報說出來，沒有人會理會，因為大家已經慣了(剛剛)。但如果是來自香港政府教育局的話，那就是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了。廣東話(粵語)是否方言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我不是語文系出身，這個問題我不能扮專家，不過以可以找到的資料來說，似乎廣東話與北方話，是可以被視作兩種語言。會把廣東話標籤為方言的，通常就是中國的官方媒體和教育當局，他們把普通話以外的所有華人語言都稱之為方言，用意是貶抑其他語言的地位。在香港，有97%的人以廣東話作為日常用語，教育局無端拋出「廣東話是中國方言」這句話，必然會招致非議，不知他們貼出文章的時候，準備好與語文學者作學術辯論了沒？

香港特區多年來的教育政策是要讓學生兼通「兩文三語」，即是中英文和普通話、廣東話(粵語)和英文口語，三種口語平等看待，而不是把廣東話當作一種方言看待。《語文學習支援》這篇文章，似乎是有人想奉迎某些人，把教育政策內容扭曲。

這篇文章刊出之後，社會反應激烈，教育局在過年期間急急把原文刪除，發表公開道歉，說《語文學習支援》「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的地方，本局會盡快作出修訂。就文中有關註釋引起的誤會，本局深表歉意。」（全文）隨便以中國大陸那套標準來矮化粵語，社會不可能沒有反應。教育局狼狽認錯，反映了社會大眾的反應還是有點作用。

在這個紅色巨靈無處不在的環境，社會大眾對於敏感問題的強烈反應是必須的。那不是捕風捉影，也不是麥卡錫主義，而是事實上絕大部份政府政策都離不開政治，例如醫療、教育、房屋、文化、保安、人口等，當中的政治含意，不能一句「我討厭政治」便視而不見。
人說官場腐化，其實不限於跟北方幹部飲酒送禮，還有為了奉迎，對所屬政策範疇的內容隨意曲解。這些變化會一直滋長，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每次都跟他們來真的，堅守原則，據理力爭，就好像今次事件那樣。

（本文曾於2014-02-04刊載於《主場新聞》。）

陳為建：色盲不是唯一被遺忘的學習障礙

有一年去投票，職員看了看我的身份証便說：「請到紫色的區域辦理核對選民身份。」

面對不同顏色的區域我呆在原地。職員見狀連忙問我是否需要幫忙嗎，我嘆一口氣問：「請問哪個區域是紫色呢？」

職員明白我的意思，報上區域的號碼我才可順利完成整個投票程序。全世界約有超過8％的男性天生有色弱或者色盲，沒有辦法治癒。日常生活對於我們來說一點難度也沒有，香蕉熟不熟問問其他人便可以，吃到不熟就當自己倒霉。最大的問題算是一些電器的開關以LED燈顯示，我根本分不出來，唯有不斷問人。

如果按比例，香港應該大約有32萬男性有色盲問題，單是在一間有1000名學生的學校，就應該有大約40人左右有色盲問題。這些學生在學習上會遇到困難嗎？他們的困難跟作為老師的我應該差不多。每次與出版商見面聽他們推銷新課本，留意內容之餘，我會留意課本內容的色彩，今時今日的課本色彩斑爛，用上不同顏色去標籤不同課題或難度，對於一般同學這些顏色是提示，不過對於色盲的人根本是混亂，就是眼花繚亂。每次教到一些拋物線，我都要先跟學生確認不同拋物線的顏色才可以討論。又譬如運用顏色粉筆，對一般學生可以起注意和提醒的作用，不過我每次都要先跟學生確定粉筆的顏色才敢用，黃、橙、綠、紅的粉筆不是人人可辨別的！

色盲是一種被人遺忘的學習障礙，不過不是唯一的。社交障礙、性格失調、對立性反抗症、品行失調、躁狂抑鬱症等等都會造成學習障礙，但這些在香港都未列為有特殊學習需要。曾經有一位學生有對立性反抗症，暴躁起來在校園狂飇亂竄、見人便駡，跑到校長面前揮拳打掉校長的眼鏡。所有老師要管理各班的學生保護他們，也要追上這位學生，最後大吵大鬧醫護人員、消防員和警察合力把同學送上救護車。校長明白學生都是小孩，又不是有意，沒有處分。

以上的種種學習障礙在香港都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援，連額外資助都沒有。面對障礙，輕則由學生自求多福解決，不如宣布所謂的融合教育只是偽善的政策，給全世界的假大空粉飾工程而已；重則可能整間學校每天都默默地承受和接納，希望有教無類，不過學校是壓力山大！

究竟現在的特殊教育政策有效嗎？或者我們應該探本求原，我們需要甚麼樣的社會？有甚麼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人頭計算用錢去資助又是否真的能夠對學校做到適切支援、對學生做到適切關顧呢？雖然香港是世界上已發展地區之一，人均收入名列前茅，但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只是口說與時並進，但實質沒心沒肺。

融合教育達致融合社會，但融合教育不單是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硬塞進一般學校，再加以金錢資助便是。融合教育所照顧的特殊學習需要，也不是定幾個分類，有政策便算。既然學生資助可以個別呈報，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個案是否可以不理特定分類個別呈報呢？每間學校又是否可以有固定的人力資源配套呢？

色盲其實只是一個小問題，但若果大家真的認為每個人的發展權應該公平，我們是否應該從每一個有學習障礙的人身上去思考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呢？這才是真正的融合社會。光做些門面功夫，對有學習障礙的人來説，只是歧視的另一種表現模式。

紫色？請問哪區域是紫色呢？不如加個號碼或者直接寫上「紫 Purple」吧！我便不用煩你了。

（本文曾於2014-02-03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施安娜：當有人率先站起來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除了和家人朋友相聚，也記掛身陷囹圄的許志永。

「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許志永如是說。這正是許志永妻子崔箏的信中所說的「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就是面對種種的不公不義，率先站起來，提出了抗議。

看崔箏的信，眼淚不禁掉下來。許志永繫獄，不能陪伴分娩的妻子、不能見初生女兒一面，而妻子竟說「今天的結果我並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並不是因為你所堅持的東西在我看來有多麼高尚，而是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為了自由、公義、愛，許志永「放棄」了陪伴妻子和女兒，崔箏說坦然接受，那是命運使然，獨自照顧初生女兒，而明白那是命運，但這是怎樣的命運﹖許志永在為法院答辯準備的陳詞中也說「如果你們執意迫害一個民族的良心，我將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從容接受這份榮耀。」 夫妻二人的坦然接受令人動容，可是，為甚麼身為中國人，會有這樣的命運﹖我們都盼望，這樣的事情不會在任何人身上發生。

今天許志永被關在大牢了，支持許志永的四位維權人士丁家喜、李蔚、袁冬和張寶成也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送上法庭。他們率先站起來了，付出代價，如果沒有人支持、沒有人聲援，後果如何﹖這不禁令人又想起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誠然，連被視為「中國最溫和的維權者」許志永也被關起來了，我們還能坐視不理嗎﹖

新春佳節，喜氣洋洋，我們在幸福中生活，不禁想起崔箏的慨嘆：「任何沒有良心的都以幸福的名義生活着；任何有良心的都在苟活。」我們不是沒有良心，可是當有人率先站起來，因而身陷困境，不禁要問：我們可以做甚麼﹖許志永在陳詞中說：「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置身于現代文明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總有一天，我十三億中華同胞將從跪倒的臣民成長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這將是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一個自由、公義、愛的幸福社會。」他看到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每一個中國人「成為一個堂堂正的公民」不過是基本的人權，可是有人正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所企盼的可有到來的一天﹖我們可以做甚麼﹖那改變中國的呼喚，可曾呼喚你﹖在香港，我們憤怒，我們抗議，我們可以支持良心之友的工作，我們更要時刻警醒，維護已日漸消退的核心價值，追求公義平等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讓這些價值，不是成為口號，而是切切實實地行在我們的生活中。

（本文曾於2014-02-01刊載於《香港獨立媒體》，於2014-02-02刊載於《主場新聞》，並於2014-02-03刊載於《輔仁媒體》。）

宣傳片：只要唔放棄 只要肯進步